「黃牛」原指在電影院前兜售二手票券的人，如今泛指以各種方式搶票後，高價轉賣以賺取利潤的不肖業者。在雲端時代，黃牛已不必像過去一樣在實體端點熬夜排隊搶票，也不必在場館門口喊價、兜售票券，透過「viagogo」、「go票亮」等網站，即可線上轉賣門票。回溯台灣演唱會黃牛問題，猖狂的原因往往會從法治困境說起。
台灣黃牛在法律懲戒上的困境
每當台灣出現演唱會黃牛搶票的爭議事件，法律上的嚇阻力與針對黃牛的定義困境，往往會再被拿出來討論。
在《鐵路法》第 65 條所訂定的嚴懲專法範圍外，一般演唱會黃牛所觸犯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第 2 款，僅可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緩」，罰責頗輕。更麻煩的是，該法條所述的「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在黃牛定義上也創造了模糊空間。實務上便有許多黃牛在被抓獲後，聲稱自己是另有要事所以才轉賣，或者該票券是由別人轉賣過來，自己也不清楚來歷。
除了刑罰輕微，台灣的演唱會黃牛在過去，也因為「投入成本低」而更顯猖狂：
2018 年「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下簡稱「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修訂以前，台灣的黃牛業者往往可以依寬鬆的退票規定，將收到的票券在演出前十日，以 10% 的手續費退票給主辦單位。
言下之意是，黃牛囤票再多都沒有影響，他們在任何時刻退票，每張票的成本都只有票價的 10%。最大的賠本風險，反而壓在主辦單位身上；假設一場演唱會售票僅七成，卻在演出前收到了大量的退票訂單，對於主辦單位將帶來極大的傷害。當時業內甚至有一種說法：「不到演唱會前十天，沒有人知道你的真實票房數字是多少」。
拓元售票負責人邱光宗，在 2016 年的部落格專文〈黃牛與二手票券平台〉中便道出這現象的荒謬性，當黃牛們，「發現手上的票賣不掉了（對，很多秒殺完售的場次，都會出現這情形），開始降價（降成兩倍之類的），能賣幾張就賣幾張。到了開演前十天，手上還卡著的票也不用擔心甚麼，通通寄回給我們或是主辦單位就好，成本是 10% 的手續費。這時輪到主辦傻眼了，一退票退來這麼多，剩不到十天的時間，原先已經宣稱甚至上新聞的完售場次，多出幾百張票要怎麼賣掉？」
2018 年在從業人員的遊說之下，「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進行了修正，並讓主辦單位有四種退票規定可以選擇。其中的方案四尤其重要，參考了《旅遊定型化契約》第十三條規定，調整成「消費者越晚解除契約，須支付的賠償百分比越大」；也就是說，隨著開演日期接近，主辦單位所能收取的退票手續，可以合法地提高。
黃牛被逼著早點退票，可以讓真正的歌迷可以早點買到釋出的票，而主辦單位也不再需要承擔，開演前幾天票房崩盤的風險。此次修法確實使得台灣黃牛在開演前夕的退票率下降許多，可謂一大進步。
法律之外，售票系統如何擋黃牛？
事實上，即使法律也僅能解決部分問題，在針對演唱會黃牛的刑罰尚無法提高的狀況下，台灣的售票系統仍屢屢嘗試各種機制，以降低黃牛影響真正的樂迷買到票的可能性。
自 2015 年江蕙封麥演唱會，致使寬宏售票及超商售票系統癱瘓後，台灣流行音樂的演唱會票務議題，屢屢成為媒體討論的熱點，許多因應流量及黃牛的售票機制也相應而生。先是張惠妹在同年年底的「烏托邦演唱會」和拓元售票合作，投注四百萬元購買比過往更多一倍的頻寬伺服器，以解決售票網頁當機問題；後有 2016 年，五月天和蘇打綠分別在台灣首度嘗試「（部分）實名制售票」阻擋黃牛。
韓國偶像演唱會的「答題程序」，試圖以「真正的樂迷才知道」的題目牽制黃牛，在近年的華語巨星演唱會上已被廣泛採用。 2017 年，頑童MJ116 所屬的本色音樂，則設計出「會員優先購票」並結合「實名制售票」的方式，一方面壓制黃牛力量，另一方面也能累績核心粉絲。
全球最大售票平台 Ticketmaster，曾經與泰勒絲、U2、Pearl Jam 合作巡演預售票的「認證粉絲」（verified fan）制度。在買票前，你必須提前到「認證粉絲」的網站註冊、領取認證代碼。其中，2018 年的泰勒絲「舉世盛名」演唱會更上層樓，她讓購買專輯、周邊商品或者觀看過她的音樂影片的人，有更大的機會獲得購票代碼，同時定義粉絲並讓收入最大化。
有趣的是，泰勒絲還「拉長售票時間」——她不追求固定票價的秒殺，而是讓定價動態變化，並且分時段逐漸釋出門票，像飛機座位一樣，越靠近演唱會舉辦日期的票價越貴。
《搖滾經濟學》作者亞倫・克魯格，在分析泰勒絲團隊創新的售票作法時寫到：「如果整個巡迴演唱會的門票幾分鐘內就售罄，那票價就很可能會被嚴重低估。此外，部分在開售時不確定個人計畫的粉絲，說不定後來會決定要看演唱會，而可能願意比開售時就買票的粉絲更願意花大錢購票，而且還可能更加死忠。」
畢竟現行機制，往往讓這類「當下沒辦法買票的粉絲」別無選擇，只能到二級市場上找票。泰勒絲的做法，等於讓原本會流到二級市場的利潤，轉回到自己的身上。根據 Ticketmaster 音樂部門主管大衛．馬可斯的說法：「泰勒絲的『舉世盛名』巡演只有 3% 的門票進入了二級市場，而她的另一場巡演『1989』，因採用較為傳統的門票經銷方式，流入二級市場的比率高達 30%。」
從保護退票權利，到規範數位犯罪
關於台灣的黃牛防治，拓元售票系統負責人邱光宗在受訪時提醒，台灣演唱會市場有一個特殊的前提，就是消費者的法律保護與自主意識，相對他國高出許多。放眼全球的演唱會票務設計，只有台灣跟韓國有退票的權利保障；在歐美，不能退票反而是常態，因此他們才會設計官方的轉讓平台。
此外，正因為法律及社會氛圍傾向於保護消費者，台灣業者才會願意開發能一次把票賣完的售票系統，出現「秒殺」現象：「全世界的系統除了我們以外，都是使用排隊的方法賣票。你去看泰勒絲、紅髮艾德，他們票都要賣幾個小時。你進去網頁之後會看到前面有多人在排隊，可能兩小時後才輪到你，你不能關掉瀏覽器、不能重整，但排排排，可能兩小時後說對不起賣完了。」
曾有人建議台灣主辦單位、售票系統，可以效仿日本的付費會員抽票制。邱光宗認為，台灣的消費者保護與自主意識很高，在台灣若收了會員費，消費者通常會希望能獲得明確的回饋，比如說百分之百買得到票。然而日本的會員抽票制，通常不能選位也不保證你買得到票，只是獲得優先購票的權利而已。
曾於福隆製作、超級圓頂等演唱會製作服務過、安排日韓偶像在台演出的侯文燕也補充道，日本能做抽票制是因為日本的文化較為服從，且過往傑尼斯系統非常強勢，不像台灣沒有如此強勢的藝人經紀公司：「你（小巨蛋）抽票，蛋頂跟第一排是同一個價錢，這在台灣怎麼可能？台灣小巨蛋就規定，最後一排票要 800，那下一排可能跳到 3500 嗎？而且講句實在話，日本的售票系統是很落伍的。他們靠著自己的強勢，讓樂迷購票很麻煩。這是以前的思考模式：反正你要買票就要自己認，沒有服務的意識。」
邱光宗直言，演唱會的二手市場轉賣，在台灣的法律上是被認為符合自由市場機制的；因此黃牛對台灣社會來說，只是在道德層次上無法接受。在法條的修改意識上，若沒有從保障任何人退票的權利，轉向思考真正的歌迷可否買到票，就很難有更根本的討論。
他以國外的法規為例：「在美國，每個州對黃牛的規範不一樣，但運動票券大部分會規範，你不可以在我的場館跟停車場周邊賣黃牛票，這會是犯法的。所以你會看到他們在範圍外賣。」而因應科技進步，國外對於黃牛的防範意識，也已經升級到數位犯罪的程度：「英國跟美國做了同一件事情是，不讓你用機器人去打售票系統。你只要證明他的票券是用機器人打來的，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如今一場熱門演唱會，在一分鐘內被幾萬筆「搶票機器人」衝擊搶票，是很普遍的狀況。買搶票機器人很便宜，卻會吃掉一般消費者的服務資源，顯然是不公平的狀況。未來修法應該要著重於規範這類，黃牛以新型科技掠奪票券的「手段」。
台灣的立法院曾在 2019 年公告的「防制黃牛票問題研析」中，探討《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的修正方向，並針對相關黃牛使用外掛程式搶票的作為，提及主管機關曾建議用《刑法》的「電腦詐欺罪」或「妨害電腦使用罪」規範之。然而結論卻是，參考實務執行方法，與各國國情、相關規範的差異甚大，是否有制定專法來管理的必要性，仍待討論。
前篇：實名制售票容易嗎？（1）》從人工到雲端，台灣演唱會售票發展簡史
後篇：實名制售票容易嗎？（3）》演唱會想做實名制？業者：歌迷教育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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