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都會同意，海邊的卡夫卡不只是一間普通的咖啡廳，也不只是一個音樂空間。昇華成一種精神象徵，它是這個時代裡，讓氣質相似的人得以交流藝術、音樂，進而讓思想發酵的空間。無數故事在這裡發生，每個時代、每個地區，在嚮往思想碰撞的人們心中，都有一個屬於他們的海邊的卡夫卡。
導演蘇哲賢提到，在這裡工作的音樂人 OHAN 有一次問他：「你要來拍我們親手瓦解這一切嗎？」讓他覺得非常有意思。「你會想到的是『地下社會』的結束，你會想到那個永康街跟青田街那邊的一大顛覆，可是海邊的卡夫卡不是這樣跟我們說再見的，它是自己要瓦解這一切。」
熟悉的羅斯福路，冬季寒風刮下的落葉都好像沾染了人文氣息，一個個文青角落藏在巷弄中卻不招搖，只待有緣人能在此遇見自己的故事。拐個彎，地下一樓是「河岸留言」，隱身在二樓的就是「海邊的卡夫卡」，都是獨立樂迷就算沒造訪過也多少耳聞過的名號，此刻的我卻只能認真用雙眼和接下來的文字，記下這個座落在公館附近、多少有些古舊的街區，因為這很可能是在都更前的最後幾次機會了。
海邊的卡夫卡，名字取自村上春樹的經典小說《海邊的卡夫卡》，多麼文藝的情懷。作為台北溫羅汀地區指標性的音樂場景之一，當海邊的卡夫卡在去年（2022 年）11 月傳出因為都更即將熄燈的消息時，音樂人與樂迷不論與這裡的羈絆是深或淺，都不免發出惋惜的喟嘆。
外在世界總是瞬息萬變，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只能被推著向前的人，然而海邊的卡夫卡與一念電影發起了「再見卡夫卡－來 Chill 溫羅汀」計畫，以海邊的卡夫卡為軸心，展開包括紀錄片在內的六大系列活動，希望能在最後留下一點什麼，有始有終地告別這個陪伴無數音樂人、樂迷們走過十幾年的所在。
我抵達時，負責人同時也是 1976 主唱的阿凱，已靜靜坐在店裡的某個角落，與另一位計畫發起人高珈琳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其他客人或是埋頭工作、或是熱切聊天，彷彿這不過是一個一如往常的下午，從來沒有都更一事，而阿凱也只是一個恰好路過便上來坐坐，順便完成例行工作的普通客人。
我們自己的品牌不重要
自 2005 年阿凱創辦海邊的卡夫卡以來，經過將近十八個年頭，中途幾經波折，從一間結合展演功能的咖啡廳，發展至今已是與不少獨立音樂人有合作關係的廠牌。這個沒有鼓組，只有簡單聲音工程的場地，一開始只是為單人的創作歌手而設想的，不過後來越來越多樂團來到海邊的卡夫卡辦不插電演出，逐漸成為這裡的節目特色。
阿凱坦言，初期之所以將海邊的卡夫卡打造成咖啡廳，某種程度上是想繼承「挪威森林咖啡館」的意象：「因為 1976 全部都是挪威森林咖啡館的客人，貝斯手之前在唸台大的時候甚至在公館店打工。我們很喜歡那個咖啡館，覺得那樣的咖啡館代表了公館藝文生活的狀態，客人也是。」
直到 2010 年時，HUSH 來海邊的卡夫卡上班，同時也帶來了許多他當時的創作。面對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阿凱笑道：「可是我推薦給其他唱片公司，那個時候唱片公司的慧根還不夠。」於是 HUSH 與同時期加入的 Easy、馬克白、記號士、阿凱自己的 1976，作為廠牌的首個基礎，成為了後來成立唱片公司的雛形。
後來為了熟悉唱片公司的管理方法，阿凱帶著卡夫卡的同事到相信音樂旗下組織了相知音樂。在相知音樂的四、五年間，阿凱從實務經驗中了解如何治理一間公司，而不只是一個場地，或一個品牌而已，而自己對「海邊的卡夫卡」這個品牌的經營理念也逐漸成形。
「我們不像其他的獨立廠牌，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品牌不重要。」阿凱直言。有別於許多音樂廠牌與藝人緊緊相繫，為藝人宣傳時同步打開自己的知名度，在阿凱這裡，artist 和海邊的卡夫卡，兩者始終是分開的。不只是 artist，他甘願將品牌的順位往後排，希望來到這裡的每個人，不論是講者、演出者甚至客人都能成為主角。
阿凱朝店內的客人們淡淡掃視一眼，半開玩笑地說：「像那個大姐穿紅色衣服，她就很重要，今天下午她最 chill。」
他並不想將其他音樂廠牌或咖啡廳的樣貌套用在海邊的卡夫卡上，就像挪威森林咖啡館也只是一個起源，而不是模仿的對象。他說，因為這些東西不會屬於卡夫卡，只有真正到過這裡的東西，才會留下，成為這裡的一部分：「你不一定從這個空間拿到東西，可是這個空間可以拿到你的東西，你會留下你的足跡、你會留下你的聲音、你的音樂、你的作品。」
對我來說，海邊的卡夫卡其實真的像海一樣，包容、吸納著一切，不刻意朝什麼特定的模板靠近，反而是從這些造訪過的客人或音樂人帶來的瑣碎中，淘下了砂礫、接住了雨水，才茁壯成今天的樣子。畢竟十八年的跨度有太多可以分享，阿凱總忍不住侃侃而談的慾望，他似乎也意識到了這點，還一度強迫自己暫歇：「這段講太長了，等一下我要收斂一點。」
隨著高流卡夫卡、北流卡夫卡陸續開張，加上唱片公司的本體，我們都知道公館的卡夫卡熄燈並不代表真正的結束，但這裡依舊是一切的起點。阿凱透露，第一次聽到都更的消息是十年前的事，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他開始留意在高雄發展的可能。高流卡夫卡是繼公館本店後的第一間分店，依著港邊，是真真切切能看到海的「真・海邊的卡夫卡」。
如今在三月底、四月初真的要都更了，樓下同樣需結束營業的河岸留言，也開始讓音樂人們回來做最後的演出，沒有舉白布條抗議、沒有戲劇化的怨嘆，阿凱一直順其自然地接受一切發生。與此同時，他也並未放棄在台北的其他地方拓展據點的希望，陸續到過大稻埕、西門町等文化生命力仍然厚重的地區看房。
不過阿凱轉述，原房東有邀請他在都更後回到原地點重新開張，甚至讓建設公司繪製了都更後的新卡夫卡設計圖給他參考。「卡夫卡的經驗跟記憶屬於我們，是勢必會帶走的，所以我們會在台北找其他地方把它延續，也許還會在這裡。」
這種可能性令人期待，卻也苦惱著他：「只是再回來如果它變成一個超豪華的辦公大樓，我其實不知道怎麼弄⋯⋯那我可能不要做咖啡廳了，我應該賣調酒。到時候就要想別的故事了，然後我們再約別的專訪。」
擔綱這次「再見卡夫卡」系列紀錄片導演的蘇哲賢，聽到這裡忍不住說：「這樣會不合時宜。」阿凱秒回：「不合時宜是正面表述吧！」蘇哲賢笑著同意：「是誇獎！」
你要來拍我們親手瓦解這一切嗎？
「再見卡夫卡－來 Chill 溫羅汀」計畫最初的核心，是由導演蘇哲賢拍攝，分別以阿凱、HUSH、昆蟲白為主角的三部紀錄片。由於蘇哲賢曾拍攝過第十二屆金音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吳武璋的故事，他便與另一位計畫發起人高珈琳討論，獨立音樂發展至今，那些早前的記憶好像都存留在大家的口述跟記憶當中，沒有留下真正有系統性的影像，這次耳聞海邊的卡夫卡要都更的消息，不捨之餘，也決心要趁此機會紀錄這段歷史。
多數人都會同意，海邊的卡夫卡不只是一間普通的咖啡廳，也不只是一個音樂空間。昇華成一種精神象徵，它是這個時代裡，讓氣質相似的人得以交流藝術、音樂，進而讓思想發酵的空間。無數故事在這裡發生，每個時代、每個地區，在嚮往思想碰撞的人們心中，都有一個屬於他們的海邊的卡夫卡。
導演蘇哲賢提到，在這裡工作的音樂人 OHAN 有一次問他：「你要來拍我們親手瓦解這一切嗎？」讓他覺得非常有意思。「你會想到的是『地下社會』的結束，你會想到那個永康街跟青田街那邊的一大顛覆，可是海邊的卡夫卡不是這樣跟我們說再見的，它是自己要瓦解這一切。」
蘇哲賢強調，他一定會在都更當天到現場拍攝卡夫卡被敲掉的畫面，至於他反覆玩味的「瓦解」顯然不只指物質上的消滅，更是想探討當這個地標在地圖上、在人們的腦海中被抹去，那些曾在這裡長出的靈魂又會何去何從？該在哪裡重新會合？
「像 318 運動的時候，那一群人的天真是在這種場域裡養成的，只是如今沒有這個場域，那這些靈魂要去哪裡？還是說這些靈魂就暫時不會再思考了？我們不知道。」
這個處所是各種想法誕生的溫床，也是孕育許多音樂人的搖籃，如果說阿凱和海邊的卡夫卡一路走來的故事是貫穿這個場景發展的線索，那麼 HUSH 發跡的故事，就是一個音樂人在成名前的掙扎和生存指南。在海邊的卡夫卡的工作算是 HUSH 的第一個正職，他懷抱著夢想和才華來到這裡，一顆期待被注目的璞玉，向阿凱自告奮勇爭取演出機會。
「他從吧檯到 DJ 台前面，那短短 80 公分的距離，對於 HUSH 是很重要的轉折。」蘇哲賢激動地比劃著店內的空間，但不需要他的肢體語言，我已經能想像到那 80 公分的距離，不知道是多少有著音樂夢的人一輩子都難以踏上的天梯。
當我不斷聽見他們以「生存」一詞形容這段歷程，丟棄任何修飾，才能感受到那是真正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雙腳踩在地上，下一餐在哪裡卻沒頭緒，不是童話故事，也不是富二代的書裡毫無實踐價值的成功經，但凡敢抱有一絲不切實際的幻想，下一秒就會被殘忍的大環境吞噬殆盡。
當然，海邊的卡夫卡並不是那裡唯一一個為音樂人提供前期保護傘的地方，溫州街、羅斯福路和汀州路一帶的「溫羅汀」街區緊鄰公館，除了書店、咖啡廳遍佈，也曾在 90 年代見證唱片行的輝煌，包括宇宙城唱片行，和營業不久就歇業的誠品音樂館，這些唱片行也曾是如昆蟲白這樣的音樂人安身立命之處。
「昆蟲白本來也是在台大誠品音樂館打工，結果他聽著聽著之後，就把他對另類搖滾的想法做成了甜梅號。」蘇哲賢也在此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察，那就是在卡夫卡要傾覆的這個時間點，昆蟲白卻剛好久違地出了一張自己的專輯。
就像時間明明正在前行，卻在原點奇異地重新交錯，當一個位處溫羅汀的指標性場域將被親手瓦解之時，被這個區域餵養的昆蟲白則迎來了再出發的契機，但又像是回到他本來該在的地方。蘇哲賢形容：「回到像是小說裡卡夫卡的那個房間，其實整個公館是他的那個房間。」
回到剛剛與阿凱聊到的，關於「不合時宜」的學問，蘇哲賢舉例，昆蟲白的後搖就是非常「不合時宜」的音樂，在看昆蟲白演出時一方面覺得很屌，另一方面會發現台下的聽眾幾乎沒有年輕面孔。蘇哲賢認為，這反而忠實體現了他的精神：「整個地方都是昆蟲白的洞穴，他的音樂是死性不改。」
再見卡夫卡
從紀錄片出發，一場隆重的告別開始了，為了面向不同的群眾，「再見卡夫卡－來 Chill 溫羅汀」最終定案的活動內容包羅萬象，囊括 podcast 對談、漫畫圖文出版、卡夫卡時光地圖、微醺音樂跨界沙龍、祭憶藏物展、24 小時接力演唱會等等，以不同的形式和媒材，領域橫跨音樂、文學、電影、漫畫，勾勒出不同類型的創作者對卡夫卡的記憶。
計畫主持人高珈琳就分享她自己的觀察：「這個地方對我來講就很像巴黎的沙龍，大家會聚集在這邊，不管是因為音樂、因為村上春樹、喜歡看書、或只是在這邊工作。」
切合「沙龍」的印象，這次規劃的微醺音樂跨界沙龍從感官體驗出發，結合視覺、聽覺之外，也與台灣原創的兔兔酒和香氛品牌合作。「我們的『微醺音樂沙龍』每個人到時候來都會有一杯酒，可以一邊喝酒一邊聽你喜歡的主題。」高珈琳表示，微醺音樂跨界沙龍的主題橫跨沉浸式互動體驗、視覺影像、新詩創作、影視配樂、廠牌策展、節目企製等六大領域，陸續邀集不同領域的名人對談，譬如：阿凱、滅火器主唱楊大正、康士坦的變化球、詩人任明信、陳珊妮，以及這次的紀錄片導演蘇哲賢等等。
有別於線下的互動對談，線上也一連推出了數集主題為「卡夫卡 in my life」的 podcast，由馬世芳老師主持，同樣邀請了音樂人、導演、編劇、演員等等各領域的藝文工作者，在節目上分享海邊的卡夫卡與他們的生命故事。阿凱回想：「馬世芳說他喝過 HUSH、Finn、阿焙、OHAN 煮的咖啡，我們在這裡上班的音樂人煮的咖啡，他全喝過，這還蠻有趣的。」不知不覺間，這些音樂人就在卡夫卡每個重複的日常裡悄悄成長。
每位曾和卡夫卡結下不解之緣的來賓，也或多或少和阿凱有了交集，在節目上搶著點播 1976 的歌曲，高珈琳笑說：「在 podcast 裡面超多人跟凱哥告白，因為我們都會請他們分享在卡夫卡的記憶，或是分享一首歌給聽眾，就會很多人說：『76 還可以點嗎？是不是每個人都點 76？』」
顯而易見，海邊的卡夫卡在十八年以來，滋養了不少藝文工作者。期望能保留他們與這個空間的記憶，阿凱、安婕希、朱頭皮、李明璁、高妍共五位曾在這裡聚集的創作者，以卡夫卡為錨點向外擴展，講述自己在這個街區常造訪的地點，打造溫羅汀的時光地圖，只要掃描地圖上的 QR code 就能聽到他們如博物館式的導覽。
其中，由旅日台灣漫畫家高妍創作，在日本爆紅的長篇漫畫《綠之歌》就記錄了她自己來到海邊的卡夫卡聽團、畫畫的成長經歷，這次她也會為「再見卡夫卡」特地創作一個番外篇。阿凱一直都知道卡夫卡之於高妍的意義，可直到《綠之歌》正式出版中文版、他終於看到這本漫畫時，還是大為觸動。
「那時候就覺得其實（海邊的卡夫卡）可以瓦解了，我覺得它已經留下來了。」阿凱感慨地說：「它是《綠之歌》裡很重要的場景，她（高妍）就是主角，她在這邊認識了初戀男友，她在這邊開始聽樂團，她在海邊的卡夫卡決定要畫漫畫，開始看日本文學。」
在海邊的卡夫卡的日子裡，高妍慢慢形塑了自己的價值觀和品味，甚至決定了自己的志向，成名後她只要在台灣，與記者約專訪也都會選在卡夫卡。而她畫出的《綠之歌》，恰好代表了這許多的藝文工作者，在卡夫卡共同的生命經驗。
我們要做「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該來的還是會來，最終，這場告別將在 1/14、15 舉辦的 24 小時接力不插電演唱會中，迎來華麗的謝幕。根據蘇哲賢的說法，這是海邊的卡夫卡在被親手瓦解之前，最後一次的復活。
24 小時演唱會的卡司一字排開相當豪華，告五人、鄭宜農、大象體操、旺福⋯⋯很難相信這 25 組演出者全都與卡夫卡有著淵源。高珈琳回想起在通知這些音樂人時，所有人聽到卡夫卡要熄燈的消息都非常震驚跟不捨，也幾乎都沒什麼猶豫地答應了演出的邀約：「像岑寧兒之前也是在這邊演出，我們詢問她可不可以過來，她也非常阿莎力從香港過來力挺！」
演唱會分成三個時段，分別是從第一天晚上到半夜的「狂歡烏鴉場」、熬夜到隔天中午的「紅眼烏鴉場」、一整個下午到晚上，由 1976 壓軸收尾的「惜別烏鴉場」，據說最後的「惜別烏鴉場」在開賣當天就瞬間售完了。阿凱透露，其實 1976 的壓軸演出已經是「加班」到第 25 個小時了，難得舉行跨夜活動，他還特地通知當地里長跟派出所：「這邊的派出所超 nice，他們的員警都覺得我們很讚，覺得我們很有氣質，不會出事。」
為了貼合不同聽眾們的生活型態，每個場次也依照其時段調性精心安排相符的演出者，例如適合迎接早上的巴奈、中午就留給活力四射的旺福。此外，他們也跟好初早餐、師園鹽酥雞合作，在不同的場次提供早餐或宵夜。
我感覺，這些音樂人重回故地，就像是來復刻他們早期在這裡的演出，對已經出道許久的音樂人來說想必感觸更加深刻；而不插電的設定，也讓他們勢必會端出與平時在其他場地不一樣的節目，尤其是這場告別演唱會還將收錄在紀錄片中。
時間來到都更前最後一個月，每個日子都倒數著離開的那天，眾多樂迷也趕在熄燈前赴海邊的卡夫卡，想將這裡最後的模樣牢記心中，因此最後幾場演出的票往往都迅速售罄。阿凱絮絮說著卡夫卡的近況，他的心思經常會飄向那些回憶，說起邱澤、滅火器、吳志寧或哪個誰又在這裡發生了過什麼，畢竟這個場景中存在的一磚一瓦都提醒著他。
「我們還是蠻像一個 party，每天在想怎麼弄一個很好玩的一個下午、或是很好玩的夜晚⋯⋯」阿凱提到，蘇哲賢曾形容卡夫卡在做的是普羅米修斯「盜火者」的工作，以從吧台走向舞台這短短的距離，為創作者換取時間。
「這個好浪漫喔，我可以偷嗎？」
「可以！」
「那我們就做普羅米修斯，」阿凱感嘆：「總之，這些很棒的夜晚，有時候可能很文藝、可能很浪漫、可能很感傷，這些還是要一直繼續啦。」
之前曾看過一篇文章，大意是每個世代都會在長大的過程中，面對熟悉的人、事、物一再變換，甚至從生命中消失的成長痛，網路帶來的資訊爆炸更是加速了整個過程。這股洪流在幾年間將獨立音樂的熱潮推向了高峰，新的創作者、樂團只要抓準時機和題材，一夕之間爆紅再也不是夢想，無形之中縮短了原先在卡夫卡裡「從吧台到舞台」象徵的距離；新一代的樂迷湧向各個音樂祭，大港開唱門票瞬間秒殺，是空前絕後的盛況。
可是也正是在這個時代，海邊的卡夫卡、公館的河岸留言即將跟大家說再見，未來的一年，阿凱和卡夫卡的重心將會轉移至高雄。但我想，身為盜火者，卡夫卡散播的火種早已住進從這裡啟程的每個創作者心中。他們可能正做著不合時宜的音樂、懷著反抗時代的天真、畫著真摯細膩的漫畫，無意中將心靈寄託於此，卡夫卡的精神也正透過他們的行動燃燒不滅，就這樣互相倚靠著，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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