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7・議題

創作就是說真話——鄭南榕基金會邀珂拉琪、謝銘祐、拍謝少年對談歷史與自由

鄭南榕基金會舉辦「自由/生活」系列活動,為鄭南榕殉道 33 週年追思紀念。「自由/唱」作為首發活動,邀請音樂人珂拉琪、謝銘祐、拍謝少年這三組音樂人,於鄭南榕紀念館演出,並邀請視覺與裝置藝術家李文政(拚場 piànn-tiûnn 藝術總監)與上述音樂人進行對談。

拍謝少年與李文政早在演唱會舞台、MV 合作過無數次;而在拍謝少年的台語創作之路上,「黑哥」謝銘祐一直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三組舊識碰頭,隨即開始閒話家常。當日,他們與近期在網路上擁有極高聲量的珂拉琪相見歡,暢聊自身創作與歷史的關聯,謝銘祐也毫不掩飾自己對珂拉琪的欣賞。

不同年齡層的三組音樂人,擁有不同的成長背景與經歷,但在當日的對談,可以發現他們始終抱持著真誠、純粹的初心,在作品裡書寫他們看見、聽見,並被觸動的故事。

觸發創作的瞬間

一開始,作為對談主持人的李文政表示,自己身為當代藝術家,和在場三位的創作媒材不大相同。從他的觀察,音樂創作多為抒發情感,但三組音樂人比較特別的是,他們都會把情感轉化,將創作提升至生活、文化、國家層面做探討。故他想了解,大家在創作之初,是如何決定書寫主題的?

「我在寫歌的時候,比較喜歡用一個角度是『偷看』,偷看一件事、一個人、一段感情。」謝銘祐說,不論是寫歷史事件、長輩的故事,他都會花很長的時間從旁觀察,或是親自探訪,直到做足了準備,才會開始動筆,「那比較接近我想要的真實。」

拍謝少年鼓手宗翰則舉了〈時代看顧正義的人〉為例子。去加拿大參加台灣文化節時,拍謝少年認識了台灣最早出國留學的幾位前輩,當時,為民主奮鬥的他們被列入返台的黑名單,就算親人過世也無法回來探望:「聽前輩講這些故事,對我們影響很大,很想要把這些故事寫下來,讓更多人知道。」

珂拉琪吉他手家權接續分享,他認為創作的契機,就是「有話想說」,主題不見得要大,只要去思考最能觸動自己內心的東西是什麼,它就會帶著你往前走:「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第一首珂拉琪的創作〈這該死的拘執佮愛〉,一開始只是想要寫一首情歌,告別一段感情。但是從告別的過程中,我開始思考人生中各式各樣的愛別離,它會越來越往上昇華,變成更多人可以共鳴的部分。」

而珂拉琪主唱夏子的創作起點,同樣來自對自身經驗的省思。擁有一半的原住民血統,夏子小時候由原住民阿嬤帶大,可長大後便前往北部唸書,逐漸與自身文化脫節。夏子後來發現,像她這樣子的人,被稱作「都市原住民」,身份認同始終在兩者間擺盪:一方面,他們在城市會因為身份受到歧視,二方面,他們也清楚知道,自己和自小在部落成長的原住民並無太多重疊的生命經歷。

後來,夏子時而會和爸爸聊以前阿公參加二戰,或者是阿嬤受日本教育的故事,加上開始關注原住民議題,她慢慢理解到,現代社會看待原住民的視角其實很單一:「我們不一定要去圖書館挖資料,有時候從自己家人身上你可以感受到這件事。有時候我的作品裡面寫跟文化、歷史的連結,其實是從我跟家裡人的感覺去出發。」

我們歌唱,然後把故事延續

李文政接著提到,1949 年之後出生的台灣人,都要面對一個議題:如何面對、感受、體驗歷史?好比太陽花學運時,他去了鄭南榕基金會看展覽,看完展覽,便覺得與鄭南榕有了連結。由於三組音樂人的作品皆與歷史密不可分,他也好奇,三組音樂人是如何認識歷史,並與其產生連結?

拍謝少年宗翰說,有兩種方式能認識歷史,一是親自回到歷史現場,觀想過去的狀況;第二,則是從前輩口中,去瞭解過去發生的故事:「像我們今天來到 Nylon 的辦公室,看到現場(焚燬的總編輯室),其實心裡是很激動的,你會想到過去曾經發生這種不公義的事情,內心很被感動,我覺得那是歷史留下來的力量。」

最近,拍謝少年與李文政的「拚場 piànn-tiûnn」合作〈出巡〉 MV,邀請到高齡 90 歲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蔡寬裕(註一)擔任男主角,並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進行拍攝,欲向年輕人推動轉型正義理念。

維尼說,作為音樂人,他們會想善用自己的話語權,向聽眾分享他們在意的事情。或許有一些年輕人是因為看了〈出巡〉MV,才知道台灣其實有這樣的文化園區,若他們還願意進一步到現場一探究竟,對創作者而言就足夠了。

對此,拍謝少年薑薑也補充:「像我們下個禮拜要去『313 湯德章律師:正義與勇氣 75 週年紀念活動』,現在也有漫畫家把湯德章的故事畫成漫畫(註二),我覺得小孩看了一定都會很有感覺,你就不會覺得是在讀歷史書,而是在看一個故事。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方式,把以前發生的事情,變成大家都可以瞭解、記憶的故事。」

歷史的撿拾者與旁觀者

接續上述認識歷史與傳遞故事的討論,李文政又再問到,過去有沒有什麼接觸歷史的經驗,在音樂人們心裡留下深刻的感受?

解嚴之後才出生的珂拉琪,認為認識歷史的過程,就像是一步步撿拾回自己。家權分享了某次與阿嬤在客廳聊天的經歷。那時,阿嬤只是提到自己小學四年級時,日本人從台灣撤退,可那瞬間他彷彿聽見「啪」一聲,一扇未知的門被開啟:

「我在那時意識到很多事情,好比原來阿嬤那個時代,他們是以台語跟日語去思考、去煩惱、去討論一些事情。你好像找回自己的一些碎片,你會更了解從上一代到這一代,他們傳下來的東西是什麼?以及他們沒有傳下來,需要我們去挖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我覺得,那不一定是看書可以體會,而是你去觀察生活周遭的一些細節,就可以發現的場景。」

而年紀最大的黑哥謝銘祐,形容自己大部分是由「旁觀者」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歷史觀。比如說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他正值國中,事件隔天,報紙上寫有一批企圖顛覆政權的壞人在高雄作亂:「我們小時候不斷接受這樣的洗腦教育,所以後來衝擊也很大。後來才發現,原來這些人是要建立一個美麗的台灣,他們有一個很大的願望,不要再被威權壓迫。」

他也曾從外婆口中得知,原來外公過去是軍伕。比兵還不如的軍伕,薪餉不到兵的一半,在戰場上,他們負責補運、搬運屍體。搬屍體時,軍伕必須注意附近有沒有敵軍前來掃射,並把屍體放在身上做掩護。有一次,外公工作時不巧碰到敵軍掃射,一旁的同伴就這麼不幸過世了。

黑哥的外公被派去的中國戰區,在江蘇的鎮江附近,同行者有很多安平人。他們回來幾十年後,安平出了一份刊物,裡面才提到這幾個軍伕的事情:「很多事情,其實我們也是後來才慢慢聽到。我很驚訝,覺得我們是在歷史的夾縫中慶幸地生存下來,那個瞬間是神聖的,不然你可能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看待這些事情是有點信仰成分存在的,並不是說真的宗教信仰,而是有某些瞬間,我會感覺到神聖的力量。像我剛才在那裡(紀念館的總編輯室前)唱歌,有股很衝擊的力量朝我衝來。我們大概都是旁觀者,一直在歷史的旁邊,它正在發生,只是我沒有親眼看到。」

創作是說真話的過程

座談到了尾聲,李文正讚賞在座都是他十分欣賞,並且常常力推給親朋好友的音樂人。而他認為,一個創作者之所以能做出好的作品,必定與心中的信仰及價值觀密不可分,同時,他認為那股信仰會慢慢被時間、經歷捏塑成型。

好比拍謝少年,李文正認為,他們自第一張專輯《海口味》到現在的《歹勢好勢》,一張比一張進步,這也使他好奇,過程中,拍謝少年的創作信仰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

維尼說,一開始他們對於搖滾樂、玩樂團的信仰,比較像是「別人這麼做很帥,我也想要這樣生活」。可後來他們發現,生活不僅沒有辦法被複製,而且你必須一直很努力,才有辦法活出自己的樣子:「這個信仰最後慢慢轉化成日常化的信仰,並不是重大節日都會去拜拜的那種,而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想著: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好,打拚!」

如同拍謝少年將創作視為生活的一部分,家權認為,創作本身即是信仰,想要持續地做下去,的確不需要太多理由。若再深入至創作內容,他對自己有個期許,那就是無論無何,創作永遠都要扣住「人性」二字:「如果你要扣住人性,或者是打動人心的話,你要講真話。你真的想講什麼再去講,那個東西才會有說服力,才會有辦法讓人家想聽你說話。」

一旁的黑哥聽畢,點頭表示認同。創作是因為有話要說,而若你夠誠實,在這「說真話」的過程中,你會越來越了解自己,這也是他即便年過半百仍想創作的原因。

家權又道,當歌寫完被發布後,作品可以超越時空限制,去觸發聽眾的情緒,或者勾起他們記憶中的共鳴:「我會希望,創作能夠成為一面鏡子,可以照耀出每個人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更看清楚自己一點點。」

自由的社會能滋養出許多獨一無二的創作,如同該日與會的創作者們,他們觀照歷史,逐步把自己拼起;他們梳理自身,同時唱出時代心聲。期許日後能有更多不同領域的創作者,和他們一樣,一起自由地書寫自己土地的故事,畢竟,當我們足夠認識過去,才得以開創新的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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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生活 tsū iû sing ua̍h 】
鄭南榕殉道 33 週年追思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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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政治受難者蔡寬裕,1957 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他在學校和同學談及反美言論,被職業學生告密,拘押六個多月。其後因友人李森榮發送「獻身解放臺灣民族獨立運動」傳單受牽連,1962 年被捕判刑 10 年,服刑期間,參與 1970 年「泰源事件」,刑滿後又訓三年,於 1975 年出獄。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

註二:《臺灣名人傳記漫畫:湯德章》,作者蠢羊,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