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稿：小鬻 Jaddie Fang
「完全自由，卻又被法律徹底束縛，這是人類生活的永恆悖論，時時刻刻都在上演。」── 奧斯卡．王爾德，《深淵書簡》（De Profundis）
我們都可笑，但也都值得被聽見——這是 shame 創作的深淵樣貌，也是一種純粹又老派的英式樂趣。若說音樂是甘苦人生最療癒的良藥，shame 的現場演出就是一劑讓人通體舒暢的百憂解。其樂團成員由主唱 Charlie Steen、雙吉他手 Eddie Green 和 Sean Coyle‑Smith、貝斯手 Josh Finerty 和鼓手 Charlie Forbes 共組而成，起始於南倫敦皇后頭（Queen’s Head）酒吧的後台，在一片混雜的環境下，玩出既諷刺又直接，頑皮又帶刺的矛盾之聲。
樂團早期在皇后頭和 Windmill 的日子就是他們的練功場——扛著器材穿越南倫敦、窩在朋友房間排練、不停地上台磨練功力。在那些瘋狂表演的夜晚，他們也經常與常青聽團客圈子交流、交換黑膠、古著甚至聽取樂團生涯建議。shame 在 Windmill 自行策劃的演出，邀來 Goat Girl、the Sorry、Dead Pretties 等倫敦獨立樂團一起共演，爾後進一步串連至 Black Midi、Fontaines D.C.、IDLES、Wolf Alice 等樂團，整個南倫敦獨立場景如百花盛開。
他們的「壞男孩」形象帶有一種戲劇性，但並非無垠的放縱。shame 音樂裡鋒刃般的歌詞、無畏卻有所節制的作風，奠定出樂團聲音，首張專輯《Songs of Praise》呈現出既混亂又幽默、既憤怒又有人情味。而幽默正是他們音樂的骨幹：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反諷的趣味避免作品淪為單純的攻擊性，反而更具穿透力。音樂上，shame 承襲英國後龐克的血統──The Fall、Gang of Four、Television Personalities──但主唱 Steen 的唱腔有時也會讓人想起九〇年代的美國獨立樂團，如 Silver Jews、Pavement，既親密又帶點對抗性的敘事，是他們梳理情感的方式；歌中人物常游走於自憐或是可笑，嘲弄之餘引出同理。
新專輯《Cutthroat》更把悖論放於核心：Steen 受王爾德喜歡以深度悖論切入的創作影響，無法定位是英雄或惡棍而擺盪的「惡童」成為他寫歌的主角，〈Lampião〉一曲就在語境與評斷間提出詰問。Steen 的新專輯造型以神父領配吊帶的造型（靈感來自電影《Bad Boy Bubby》）把宗教符碼當成戲服來玩，但他也坦承童年牆上的十字架和母親常說的話，會不自覺地滲入歌詞。
訪談時聊起現場演出，表演對 shame 來說是最本能的體現。他們熱愛現場表演時與觀眾瞬間契合的當下，Steen 形容那種瞬間就像賭場初心者忽然有天外飛來一筆直覺的自信。他們會當場點名不當行為、站在舞台的 shame 為樂迷提供自在的看團空間，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
「最棒的演出就是發生在機運之下，一切都湊在一起的時刻。雖然那樣的時刻不常有，一旦出現就魔幻得難以忘懷。」—— shame 主唱 Charlie Steen
Ｑ：既然我們已經談到你們怎麼組團，能不能跟台灣的樂迷說說，當初你們怎麼開始在皇后頭演出？那個環境又怎麼塑造了 shame？
Steen：我們是在皇后頭開始玩團沒錯。那地方的氛圍現在大概已不復存在，過去店內充斥違法行為像嗑藥吸毒之類，但我們知道毒品碰不得。身處其中是很奇妙又刺激沒錯，那時很少年，時常喝一堆酒。我們的排練空間其實是 Fat White Family 鍵盤手 Nathan 的房間，他住在酒吧裡頭，我們常在他房間練團。有時借不到音箱、有時沒麥克風，我就對牆吼唱。
那時期瘋狂表演，常常是臨時起意就去演出了。還在唸書的那段日子能有這樣的地方可去真的滿棒的，也讓我們接觸到很多過往沒聽過的樂團和音樂。小時候我們聽披頭四、Beck、齊柏林飛船，但在皇后頭時，開始聽像 The Fall、The Television、Stooges，超愛 Stooges。小時候也愛像巴布狄倫、Roxy Music 那樣的音樂，但在學校得藏著聽，因為會被認為你很不酷。
青少年時，grime 音樂風格很紅，我也喜歡像 JME、Skepta、D Double E 的音樂，但更愛另一種音樂和服裝風格——復古風格的西裝，比較不像當時學校裡大多數人穿的品牌帽 T，像是 Supreme 或 Nike 球鞋。酒吧裡有些年長的常客，愛聽我喜歡的音樂、穿我想穿的衣服，從小就很支持我們，還帶我們去很讚的店、介紹好音樂。
Ｑ：你很愛古著嗎？
Steen：愛到瘋，我衣服超多。去美國巡演時逛了不少復古店，超棒。但我現在努力節制，不想買太多，還得把一些賣掉。
Ｑ：那會不會是你在 shame 樂團之外的副業，開古著店之類的？
Steen：有可能喔，店名是「羞恥古著」（Shameful Clothing）。現在古著店衣服賣好貴，少年時期買一件毛衣還可能一英鎊就買到，現在因為潮流起來，價格都漲了。
Ｑ：你們是怎麼慢慢變成一個樂團的？既然不是每個人都有正規訓練，音樂上的知識怎麼累積？
Steen：就一直練、一直表演。我們從一開始就很愛音樂，也很幸運能在那家酒吧免費練團，我們從沒付過房東錢，他是 Charlie（鼓手）爸爸的朋友。
Ｑ：我們很遺憾他的離世，願賽門（Simon）安息。
Steen：謝謝。他這輩子活得很精采。我們很幸運，放學後每週會去練三、四次團，每週也能連續演出三、四場。扛著鼓組搭巴士穿越南倫敦，有時一場只拿了 30 英鎊，還得五人平分，那段日子有點辛苦卻讓我們成長不少，畢竟是我們熱愛的事物啊。家人和其他樂團也很支持我們，例如 Palma Violets 那時候幫我們很多，我們一直不斷地表演，直到遇到我們其中一個經紀人 Paul，他從我們 17 歲時就開始合作，如今就像家人一樣。
Ｑ：我們曉得賽門在早期幫了樂團很多。那麼他或是 Brixton 音樂圈裡的哪些人曾給你們最實用的玩團建議？
Steen：其實從 Fat White Family 那邊我們學到的，多半是「這些事別去做」。酒吧裡有人嗑海洛因、吸可卡因，整個失控的景象，令人看了之後反而會更有所警惕。剛開始我們也很幸運，幾乎沒有同齡樂團的競爭。當年我喜歡的那些音樂在學校不被看好，現在反而流行起來了。
樂團真正開始有點起色，是我們發現 Brixton 的 Windmill。那裡有開放麥克風之夜，常有零零散散的觀眾上台。後來想說乾脆自己辦表演，請年齡相近的樂團來同台，演出門票錢一晚拿到四、五百英鎊對十七、十八歲的我們來說是很可觀的。我們那時跟 Goat Girl、Sorry、Dead Pretties（後來 Jacob 組了 Wunderhorse 樂團）同台，也有很多其他朋友一起共演。慢慢地，那裡就成了個樂團集散地。Black Midi 發跡後，我們的經紀人也開始和他們合作，Windmill 真的成為一個樞紐，當時我們幾乎常駐在那裡，那段時光真的很美好。
Windmill 周邊多是住宅區，南倫敦有很多地段都是這樣。那場地有時會開到半夜三、四點，觀眾組合很奇特：鄰近社區的在地人、幾個年長的愛爾蘭老酒鬼，也會有穿皮褲、染髮的藝術學院樂團人，整間屋子充滿這種混搭風格的人潮，氛圍既怪異又迷人。
Ｑ：做了那麼多場演出、跑遍美國、愛爾蘭、各大音樂節後，你們還覺得自己是當初在皇后頭起步的那支樂團嗎？巡演有沒有改變你們的個性或對音樂的想法？
Steen：有些事物是再也回不去的，你無法重現某些獨特的時刻。但也有新事物值得珍惜，就是玩團到現在還能一直做音樂，本身就是一種奢侈。我 27 歲前，我們出了四張專輯，環繞世界巡演、靠音樂勉強維生，光這一點就很難得。
當然生活是有改變沒錯。剛開始大家黏在一起的時間很多，幾乎每天都在 Windmill 鬼混，相互交流、一起成長。現在多半是巡演或排練時才碰面，大家有各自的生活、有家庭或其他事要忙。我昨晚才和 Forbes、Sean 去看 Geese 樂團，那樣的社交還是有的，不過我們關係變得更成熟。我們和 Fontaines D.C.、IDLES、Wolf Alice、Black Midi 這些朋友認識也久了，互動時也更多了一些重量的感覺，這種老朋友的關係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Ｑ：剛剛提到你們已經出了四張專輯，記得兩年前訪問 Sean 時，他說第三張專輯做得有點痛苦，因為不想重複做同樣的東西。那麼製作這張專輯時，你們還會刻意避開這樣的疑慮嗎？還是反而更順了？
Steen：一開始真的不容易，直到我們搞清楚想要什麼才開始順起來。這次我們想做一張「現場表演好玩」的專輯。每張專輯目標都不同，像是我們想把 〈Alphabet〉 做成大合唱，或是〈Fingers of Steel〉也能那樣。這回最強的是〈Cutthroat〉，甚至比〈One Rizla〉帶勁。能有一首歌在現場觸發我們見過最強烈的觀眾反應，真的很有成就感。
我們也想回到《Songs of Praise》專輯時期的力道：直接、節奏快又好玩。像是〈Spartak〉、〈Cutthroat〉、〈Nothing Better〉、〈Screwdriver〉這些新歌現場表演效果很即時好玩，觀眾反應超好，同時也有較沉重的曲目像 〈Snow Day〉。還有現在演 〈Adderall〉時效果也超讚，看著我們的歌一路在巡演過程中慢慢成長真的很過癮。當年「Food for Worms」巡演時的歌曲其實很不錯了，現在演出的感覺更好，那種變化真的很令人滿足。當時創作的心態也不同，製作《Food for Worms》的時候我大約 25 歲，覺得自己還不想慢下來，想衝得更快。那股急迫感催生出這張新專輯，現在能把新歌搬上台真的很爽。
Ｑ：你們的現場常被形容既強烈又不按牌理出牌。台上那些混亂的瞬間，你都在想什麼？是想著如何掌控全場，還是就放手讓它自然發生？
Steen：如果是很棒的表演，你根本不會去想那麼多，完全憑直覺演出，這種表演最棒了。其實有點像賭博——有時候看似不合理，但你就是知道會贏，直覺會中 21 點。最棒的演出就是發生在機運之下，一切都湊在一起的時刻。雖然那樣的時刻不常有，一旦出現就魔幻得難以忘懷。我想很多時候都得倚賴觀眾反應。有一回在格拉斯哥的演出，一個多小時內，保全人員計算大約有 46 個人體衝浪客，超瘋又爽到爆。我也會往台下跳，天時地利人合就極致了。通常巡演經理會先交代觀眾我可能會跳下台，很妙的是每次都沒出事。
Ｑ：你曾說過現場演出要具包容性、有社群感。你們怎麼在演出或這圈子裡營造「不任意批評」的氛圍？
Steen：好問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看到有人不舒服就提醒大家。身為主唱要能掌控場面，想要安全的演出就得盡力去維持。有時我會在台上說：「如果有人不開心，注意一下，互相照應。」遇到明顯具攻擊性的人就會當場點名，叫他們滾出場。補一句，通常那樣的觀眾都不是女性，這點我必須講明一些。來看我們表演的觀眾大多很多禮數，而我們的表演是一種娛樂，不是嚴肅的儀式，但不等於可以放任惡劣行為。
Ｑ：你上台時會觀察全場、感受現在氣氛嗎？
Steen：我會盡量掃視全場，通常能分辨誰玩得開心、誰不自在，然後再作反應。
Ｑ：你們的音樂常被說很具對抗性，但會有內心脆弱的時刻嗎？通常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狀態？
Steen：像〈Adderall〉就是比較脆弱的段落，那種時刻很重要。我們不是搞笑樂團，但我想一場好看的表演會有層次——脆弱、混亂、認真等部分，而慢歌又比較能承載脆弱感吧。創作《Food for Worms》專輯時，我試著梳理很多個人的事，所以那張也較有內心脆弱的部分。到了《Cutthroat》，大多是關於角色故事，比較少著重在自己身上，想讓整體作品更好有趣。每張專輯其實都是當下狀態的紀錄——20 歲、22 歲或 24 歲，關心的事物都不一樣，自然也會反映在創作上。
Ｑ：你們新專輯《Cutthroat》的概念部分來自王爾德，尤其是他的劇作《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裡那句「人生太重要，何必太認真。」整張也在挑戰「好」與「壞」之間的模糊地帶，揭露社會的偽善。能否聊聊這張專輯的構想和寫詞過程？你們如何在題材上避免變得太直白？
Steen：我很愛王爾德，他是天才。他常寫的東西就是悖論；一方面批判英國上流社會，一方面又想融入那個圈子。那種既批評卻又不禁被牽引的張力，成了這張專輯的重要養分。《Cutthroat》裡的人物多半帶有矛盾色彩。像〈Lampião〉靈感來自巴西的匪頭：有人說他是怪物，也有人視他為英雄，這種兩極很吸引我。現在大家很容易抽離事物的脈絡並貼上好或壞的標籤，但現實通常更複雜。〈Quiet Life〉這首歌就是個例子，述說的是想離開卻走不掉的惡劣關係，不是電影的對白，而是生活中真實的糾結。
我喜歡捕捉細節裡的矛盾感，就像小說家費茲傑羅描寫身穿華服但裙襬沾滿泥的那種畫面，髒汙感反而讓整體更有故事。很多事看似二元，但個人層面往往是曖昧的，懦弱就是另一例子。說人懦弱其實很可恥，但懦弱其實很常見，也很人性。連我們取自己樂團為「 shame」，本身就是擁抱矛盾：承認不安，同時化為某種方式存在並感到驕傲。你可以為自己的身體、聲音或能力感到驕傲，即便別人曾說那毫無意義；歌詞就是在這些悖論裡誕生的。
Ｑ：乍看很矛盾，但若接受它，是不是會有另一種意義？
Steen：沒錯。我們的〈Spartak〉歌裡有段歌詞：「當你的缺點攤在眼前，你才知道誰是真朋友。」親近的人也有缺點，像是抽太多菸、撒撒小謊之類的，但正是那些缺點，讓我們更接近彼此、更願意去愛。
Ｑ：來談談製作細節。你們和 John Congleton 合作《Cutthroat》時，他在聲音上要求你們做了哪些改變或簡化？有沒有什麼具體例子？
Steen：他就像我們的船長，掌控整張專輯的主要方向。他要求我們更直接、更疾快，必要時把聲音推極端一些。例如要呈現混亂的主打曲〈Cutthroat〉，他鼓勵我們放手嘗試玩 autotune、粗糙的質感甚至瘋狂編排器樂。另外乾淨利落的歌曲像〈Quiet Life〉，他要我們把東西簡化得很乾淨，直截了當；而〈Lampião〉則讓他往電子、打擊感強烈的方向推進。進錄音室錄製時的節奏也很規律，早上 10 點到晚上 7 點，我們沒以這樣的時間錄音過，反而成了我最喜歡的步調。通常流程是聽 demo、在錄音間一起試個一小時，比如試唱節奏有快有慢，確定感覺後就正式開錄，超高效率而且也很好玩。
Ｑ：你們曾批判過主流大廠牌，最後為什麼選擇獨立廠牌？
Steen：我不會嫌棄和主流唱片公司簽約的人，每個人選擇不同，只是那路線不適合我們。從小到大崇拜的音樂多出自獨立廠牌，像 Rough Trade、Domino、Secretly Group，而喜歡的樂團也出自那些廠牌。當然有人像 Jesus and Mary Chain 也曾短暫待過大唱片公司，但大公司通常會以大預算出發，把宣傳做越大越好，並且要藝人以大場館演出為主。我們想要的是能實驗、能冒險、不用依要求去按照商業模板去寫歌的自由。
很幸運的是，Secretly Group 和 Dead Oceans 給了我們空間，支持我們做自己的事，不會硬性干預創作，對我們來說很重要。最終，每天要和這些歌相處、上台表演的還是我們自己，所以選擇能讓我們做出真正喜歡作品的廠牌，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Ｑ：你們常說樂團的風格是「直接、對抗、生猛」，也說過「不是可憐我，是去你的」。情緒（像憤怒）對你們的音樂重要嗎？還是已經轉變成其他狀態了？
Steen：一開始我們確實像局外人，憤怒是早期動力的一部分，但音樂不只有憤怒。重點是把當下真實的情緒放進歌裡；有時是怒氣、有時是脆弱、有時是幽默。誠實的情感比貼標籤重要多了。
Ｑ：你們對政治議題的表達很直接，包括巴勒斯坦議題。對台灣很多年輕人來說，政治也是很個人，甚至帶有情緒的事。你覺得現今樂團若要談論政治時的角色應該如何？
Steen：我們去到一個地方會想了解當地文化和歷史，進而影響自身的觀點。其實我們很早就參與這議題類型的活動，最早期的演出之一是在皇后頭為巴勒斯坦募款，活動名稱叫 「巴勒斯坦募款變裝之夜」（Dragged up for Palestine）。當時有我們、Fat White Family 和其他樂團變裝上台，募到的款項全部捐給巴勒斯坦慈善團體，活動海報甚至有惡搞 Netanyahu（現任以色列總理）的插圖。帶我們接觸好音樂的人，其中有些人也會帶我們認識政治議題。我在皇后頭還結識了我很崇拜的北愛爾蘭樂團 Stiff Little Fingers，貝爾法斯特對於這樂團有句言：能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聚在同一場合，只有這個樂團有此本事。
我一直覺得音樂人或多或少會把周遭時事、輿論和在地人的困境寫入作品裡。音樂人發聲不是什麼新鮮事，過去像是 Morrissey 的〈Meat Is Murder〉、披頭四的〈Taxman〉都含有政治立場。樂團有意見就發聲很自然，但我不是指每個音樂人都該去上街或從政，如果你的創作和脈絡本來就指向政治，那麼公開表達也合情合理吧。
Ｑ：你們發聲是否擔心被誤解或被貼標籤？會不會擔心被孤立而特別小心？你們會去判斷哪些事該發聲與否嗎？
Steen：我不會整天擔心被誤解，也會拿捏底線。例如在明尼阿波利斯那場演出，我們把門票收入捐給當地慈善機構，然後發個貼文說明；但我們多半是外來者，不住在那個城市，也不完全懂當地人的經驗，會先說清楚自己的立場，並且多多聆聽受他人的聲音。
有些事不能噤聲的。當警察或 ICE 做出暴行卻沒被追究，不說點什麼會覺得這是不對的。那場演出時，我們也在台上提醒，如果有人覺得不安全，不必勉強來看表演。結果場子照樣爆滿，演完後還與很多人交流對話。既然有平台就會去運用，但發聲得有脈絡，把受影響者置於中心，並清楚交代自己做這件事的緣由。
Ｑ：兩年前訪問 Sean 時，他說倫敦很多年輕人包括藝術家，因為生活負擔太重，對社會現況也充滿挫折感。台灣年輕人也有類似的不安和壓力。你覺得你們的音樂能跨越文化引起共鳴嗎？
Steen：有人跟我說會，但我不敢打包票。如果能引起共鳴當然再好不過了。現在感覺無論去哪裡都有一種全球性的焦慮，大家有很多事要擔心，但大方向常是年輕人（當然不只是年輕人）對掌權者不滿，這應該蠻普遍的。說白了，現在世界真他馬的亂。
Ｑ：那來台灣演出時，你希望能給觀眾留下什麼？
Steen：很簡單，一場超級好玩的演出，大家一起爽。我們是第一次去台灣，也想順便走走看看。希望觀眾離場時留在他們心中的，就是一點純粹、老派的英式樂趣囉。
【活動資訊】
《Word of Mouth Vol.1》shame Asia Tour 2026: Taipei
日期｜2026年04月21日 (二)
時間｜19:00入場、19:30 開演
地點｜The Wall Live House（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四段200號B1）
售票連結｜https://slowgush.kktix.cc/events/shame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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