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吳俞萱
「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不是鍾理和留在我心上最鮮明的形象。刺痛我的，是他在 1947 年 2 月 28 日寫下的日記：在台北專賣局人員取締私菸引爆衝突、士兵以機關槍掃射上街抗議的群眾之後，正在台大醫院療養肺病的鍾理和，走出病房，走向血泊：
通道上放著一具剛由五六個學生抬進來的少年的死屍。少年約十五六歲，躺在一隻綠帆布的擔架上。面如蠟蒼白，唇紫。一手放在小肚上像在深睡。臉部頰鼻額處略有塵土，黑中山服的上衣，草色褲子。被撩起著的腹部，有幾道很薄的血跡，模糊不清。子彈是由左胸乳邊入，左脅出。入口有很深的，看著就像一個黑洞的傷口，出口則拖出一顆小肉團貼在那裡像一個少女的乳頭。
刺痛我的，不只是二二八事件的暴力本身，而是鍾理和凝視暴力時，那種細膩而冷然的觀看方式：他不只看見一名「死者」，而是看到少年臉上的塵土、放在小肚上的手、那顆被子彈推出來像少女乳頭一樣的肉團。
他描繪的是被暴力撕開的青春與欲望：那並存的美麗與殘酷，逼我去感覺那團肉原本正在發育，性與愛還在萌芽，此刻卻被瓦解，只剩一具被觀看的屍體。他運用近乎情色的身體隱喻來呈現政治屠殺，製造出倫理上的驚悚感。那帶著猥褻陰影的畫面，不是為了挑逗，而是把死亡的荒謬推到極致。
「像少女乳頭的傷口」不只是少年被打穿的胸膛，它同時也是整個社會被打穿的地方。
刺痛，並非來自傷口，而是記得那裡曾有燦美的生命在長――這似乎也是《大地書房》的立足點。林生祥沒有製作一張「重述悲劇」的專輯，不去放大鍾理和身世的悲劇性，而是追探他如何在貧病、戰亂、流離的悲劇境況裡一次次突圍，活出強韌的生命軌跡。
鍾理和的故鄉是高雄美濃，林生祥的原鄉也是美濃，他們唱的，是同一片土地上兩代人的命運回聲。《大地書房》的歌詞由鍾永豐、鍾鐵民、鍾鐵鈞（後兩人是鍾理和的兒子）等人共同執筆，從〈同姓之婚〉、〈奔逃〉、〈貧賤夫妻〉、《笠山農場》等自傳性濃厚的作品抽取情節與視角，再由林生祥譜曲，透過多重書寫的接力，將鍾理和的生命關懷、社會關係和歷史現場一併帶進歌裡。
從這個角度回頭看專輯內的九首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大地書房》唱的是生命，而不是傷口。開場的〈山歌一唱鍾理和〉描繪木瓜樹下那個拿筆寫字、探問時代公道的農村青年；〈細妹細妹跈我來〉專注於私奔與相隨，「就算天羅地歿也不怕」；〈山精饒新華〉以童謠歌頌古怪野性的小說角色；〈笠山農場〉則以鍾理和在同名小說結尾寫下的山歌作結：「山鳥不管人間事／猶向農場深處啼」，即使家鄉的煙樓和咖啡園已成舊事，山歌還在，勞動還在，生命沒有停下。
《大地書房》傳唱的，並非被擊穿的胸膛，而是胸膛裡那團持續在燒的火。林生祥沿著鍾理和的生命線索和文本脈絡，把創傷退到背景，把愛情、勞動、族群交纏的親密關係拉到前景；一個作家在苦難中積蓄的生命力，於是得以在音樂裡重新甦醒。
甦醒，仰賴招魂。
如果說，2010 年的《大地書房》是透過音樂，為鍾理和在美濃的山河間重建一具還在呼吸的身體，那麼，2025 年「大地書房」巡演音樂會，則是把這具身體放進一個全新的儀式場，讓它在另一個世代，再一次被請出來。
11 月 20 日，在東華大學的音樂會從一段台語朗讀開始。作家吳明益朗讀他為「美濃黃蝶祭」所寫的〈如果有人要送我一座山〉：「假使有人欲送我一粒山，我願意付予伊所有蝶仔的名，但是真濟蝶仔的名字我毋知影。」聲音一出來，不只是聽覺發生位移，從日常閒聊進入一種節奏複雜、抑揚分明的台語聲調，意識也跟著位移，被帶進一個以山、蝴蝶和植物名字為中心的聚集地：山豬肉、鼠李、尖尾鳳、懸鉤子、馬藍⋯⋯蝴蝶食草一個一個被點名，恍若一串咒語。
最後，他緩緩唸出：「假使有人欲共我講所有蝶仔的名，請原諒我心硬拒絕。因為山總是借來的，有一工，我會共家己的名放溪流。」那一刻鬆動的，不只是「生態知識」四個字，人類也位移了：原本站在中央替萬物命名的人，被輕輕推到邊緣，站到山腳、站到溪邊，改成靜聽那些名字說出它們自身。
「山總是借來的」是詩的結尾，也像這場音樂會的倫理宣言：我們並不是以主宰者或詮釋者的身份走進鍾理和，而是以「願意拋下自己名字」的姿態，走進一座借來的山、一個借來的文學世界。
朗讀之後，樂團裝咖人上場，演唱美麗和恐怖並存、呢喃和嘶吼共在的〈夜婆〉和〈仙洞〉。接著，畢業於東華大學的主唱張嘉祥說：「我在文學上受到吳明益的影響，音樂上受到生祥樂隊的啟發。」他在這一場音樂會的演出位置，也正好連結著他的創作源頭和美學視野。當生祥樂隊上台與他一起演出〈出庄〉，曲末，他用紅布條蒙住雙眼，模擬台灣道教「觀落陰」的儀式，領著現場觀眾一起大喊：「代代出狀元無？有喔。囝孫有有孝無？有喔。」
蒙著眼吹起嗩吶的他，悄悄退出了歌者的身份，化為巫者和靈媒。那刺耳又帶著穿透力的嗩吶音色，搭起陰陽之間的一座橋，為死去多時的亡魂開路――
過橋了，鍾理和。
從彼岸回到此岸，生祥樂隊以〈山歌一唱鍾理和〉迎接他。最觸動我的，是平實簡淨的歌詞勾勒他一輩子的跌宕，而生祥的曲調和聲線卻曲折蜿蜒，餘音繚繞。這首歌裡的「木瓜樹下記山河」，以及〈大地書房〉中的「一塊木板權當桌／藤椅樹影庭前坐」，都取材自鍾理和的散文〈我的書齋〉：
我家有一面寬廣的水泥庭子。數年前我沿庭坎下種了幾株木瓜，兩三年後，木瓜樹長得丈多高，一叢叢的伸張著茂密的掌形大葉。倘在晴天，樹下就有幾堆涼陰陰的樹影⋯⋯於是我搬藤椅及圓形几凳，以便置放稿紙和鋼筆水等，便在那下邊開始寫東西⋯⋯只要有一堆樹影，再加上一張藤椅，一方木板，我就有書齋，就可坐下來寫字。
〈山歌一唱鍾理和〉結尾的兩句歌詞「男人主內女主外／木瓜樹下記山河」呈現了鍾理和因病無法正常勞動，被迫「主內」，他的妻子則「主外」，背樹桁、入深山、跟男人一起扛木，在田間山路上撐起一家生計。鍾理和坐在木瓜樹下，以一種被病體和環境限制住的「內」，去打開對「外」的視野――從庭子看出去，看見田野、山川、人群、時代變遷，於是「記山河」。他能在木瓜樹下安穩落座、靜心寫字，是因為妻子在木瓜樹外，替他扛起了柴米油鹽的重量。
若把「木瓜樹」視為一種女性身體與土地的隱喻，這兩句歌詞就更清楚了：果實、乳房、哺育和庇蔭，構成一個男人得以退居「內」、化身為書寫者的場域。文學和音樂所凝視的「山河」，其實是安置在這棵樹下的山河――自然景緻、農村經濟、時代變遷與人情離合，全都建立在一個女人的體力、血汗與沉默承擔之上。
妻子的身體與勞作，替鍾理和撐出了「大地書房」這一方現實空間。因此，當生祥樂隊在台上唱出鍾理和的風骨和文采時，實際上也在進行一場對女性勞動與無名奉獻的集體追思，那個曾經支撐鍾理和得以成為作家的女人――那棵木瓜樹般的身影――也隨著歌聲一起盛放。
鍾理和倒在血泊之中，而妻子默默付出的心血，則在他的文字與生祥樂隊的音樂裡繼續流動。
音樂會的最後，生祥樂隊攜手裝咖人合唱〈風神125〉：「經濟起泡我人生幻滅／離農離土真波折／不如歸鄉不如歸鄉／母親原諒我要歸鄉／我要捨命回到山寮下／重新做人」。情感激越的時刻，回想整場音樂會的演出結構，竟然巧妙地應和了英國人類學家 Victor Turner 劃分為三個階段的「儀式過程」：分離（separation）、閾限（liminality）、再聚合（reaggregation）。先是吳明益的詩歌朗讀，引我從日常時空中抽離，再由裝咖人的民俗搖滾，把全場壓進沒有名字的過渡狀態，最終，生祥樂隊的演出與〈風神125〉大合唱，完成了「重新聚合」的瞬間。
被招魂返回的，原來不只是鍾理和，還有帶著未癒傷口、猛然記起精神原鄉的我自己。
【大地書房音樂會—東華大學】
時間｜2025 年 11 月 20 日
地點｜藝術學院音樂廳
特別來賓｜吳明益、裝咖人
作者｜吳俞萱
詩人，畢業於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目前在北極圈的芬蘭拉普蘭大學攻讀藝術博士。著有《交換愛人的肋骨》、《Missing》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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