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律
曾經，在人們還花錢買唱片的年代……
現在正在螢幕前讀這篇文字的你，讓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曾經買過唱片嗎？
這樣一個簡單的行為，就好比用銅板打公共電話、用收音機聽廣播一樣，很有可能會因為螢幕前的你的年齡，而有截然不同的答案。
假如你是千禧年前後出生的年輕讀者，你可能曾經在童年時期，還保留有成長環境附近開設的唱片行的微薄記憶，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店家，就好像老雜貨店、文具店、書店一樣，漸漸消失在你的生活中。
現在的你，習慣用 Spotify 排歌單、去 live house 聽獨立樂團的表演、在 YouTube 頻道上觀賞你最喜歡的韓團的 MV 全球首播，在疫情期間偶爾會見到某個音樂人的線上音樂會直播。
這些音樂消費，除了現場表演之外，其他透過網路串流平台的播放、播映，其收費幾乎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在平台裡，你有近乎無限種的選擇，從主流音樂到小眾獨立、從華語流行到西洋日韓——你有時候免不了會懷疑，這些音樂人現在近乎是以做名片、當義工的形式在創作及發行唱片，只期待有一天能被聽眾接納、喜愛，簡直就是做心酸的，那麼，你當然會想……
「在人們還花大錢買唱片的時代，那時候的唱片市場長甚麼樣子？」
你是否能夠想像，在 1990 年代的末期，臺灣曾經是華語流行音樂產業市場的最中央，分布在港澳、星馬、中國的十幾億華人，都受到臺灣每年發行的幾百張華語流行音樂作品的滋潤與餵養？好幾億的人，在那些你我都熟悉的歌聲的陪伴下，度過了他們年輕徬徨、激烈張狂、感情失意甚至是完成終身大事的重要時刻？
甚至你可曾想像，臺灣的華語流行音樂有著跨國音樂集團的高度競爭與投資，每年總產值超過一百億台幣。每一個產業分野，從表演者到創作人、從經營者到經理人、延伸的創意領域從 MV 影像創作到造型與平面設計、產業鏈成員從大盤中盤到唱片行店員……這樣一個年產值超過百億元的市場，可以養活幾萬個家庭、與數以萬計的從業人員。
這樣的時代或許不會再回來了。但是這些重要的事實、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生活證據，卻需要被我們認真地記錄下來。
臺北市文化局的百年大計：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臺北市文化局在十多年前就感受到臺灣的早期前輩音樂人正在隨著時代而凋零，為了能夠將當時的大時代做一個完整的見證與紀錄，從 2010 年開始，展開了一個跨越數年的龐大計畫：「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這個計畫至今超過十年，每年訪談數十位（組）資深音樂人，至今總共累積了超過 200 多位資深音樂界前輩。受訪者的領域橫跨歌手、製作人、詞曲創作人、編曲人、樂手、錄音師、混音師、唱片公司經營人、文案、設計、企劃、宣傳、A&R、藝人經紀、跨國版權、音樂銷量公證、業務、通路、店頭銷售、唱片行經營者等等深入整個巨大產業各個角落的從業人員。
這些珍貴的口述歷史紀錄，橫跨了 1950 年代的台語歌時期、戰前上海延伸而來的海派音樂、一直到 1970 年代的民歌時期、1980 年代的流行音樂產業成長期、1990 年代的跨國資本高度競爭期、一直到 21 世紀的線上串流平台分眾時期。
十多年來，這個計畫從一開始的初衷，為了追趕即將凋零消逝的前輩而及時建立口述歷史珍貴資料，到如今隨著大多數資深前輩皆已完成受訪，已經將受訪對象年齡層延伸到壯年中堅世代的音樂人，也讓這塊巨大的系譜逐步拼上了每一塊關鍵拼圖，也讓整體的敘事體系更為宏大。
然而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資料，卻在完成後就這樣儲存在雲端，雖然有簡短版影片可供民眾在網路上點選瀏覽、並可進一步申請閱覽完整版；但多年來由於知名度不足，長期乏人問津，這些珍貴的影音資料就這樣沉睡在伺服器主機硬碟裡，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利用。
臺北市文化局為了進一步推廣「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的知名度及使用率，在 2022 年決定透過推廣紀錄片的方式，讓一般大眾能夠知曉、利用這樣的珍貴資源。在經過激烈競爭之後，最後脫穎而出的團隊，是由知名的侯季然導演與典選音樂團隊獲得了製作本次推廣紀錄片的機會。
接下推廣紀錄片拍攝任務的最佳團隊
侯季然導演是台灣少數能夠橫跨商業劇情片與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影像創作者，大家應該都對侯季然導演的劇情長片《南方小羊牧場》、《有一天》等等清新作品記憶深刻；他為蔡依林的歌曲《不一樣又怎樣》拍攝的 MV 更是令人感動不已，除此之外，他也曾為黃玠、郭靜、陳永龍等知名歌手拍攝 MV，嫻熟於音樂與影像之間獨特的共感與詩意。
而侯季然導演對於臺灣華語流行音樂歷史的掌握更是經驗豐富，他曾經與滾石文化合作，執導公共電視「聽時代在唱歌：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史」系列紀錄片；也曾經執導以臺灣民歌時代為主題的紀錄片《四十年》，更曾六度參與文化局資深音樂人訪談影音紀錄的工作（2010~2014 年及 2021 年）。以侯導對於臺灣音樂產業的歷史系譜如此深刻的浸潤，絕對是本次紀錄片拍攝的第一首選。
而提到本次紀錄片拍攝計畫的主持人王方谷，又是一個樂壇傳奇人物。被後輩們暱稱「包谷哥」的他，若是提到他的身分，大家或許會注意到他曾經擔任滾石唱片與魔岩唱片副總經理的頭銜；然而拋開那些名銜，王方谷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故事。當年年輕的他，從最基層的唱片公司業務幹起，一路隨著臺灣華語音樂市場的爆發與滾石唱片登上本土唱片公司王者之位，王方谷對於通路獨特的嗅覺與善於解決問題的行動力，還有闖蕩江湖多年培養的俠氣與霸氣，讓他一路從業務經理最後成為管理決策者。
他的傳奇事蹟還包括在當年魔岩唱片剛剛簽下金門王與李炳輝，公司高層還沒有甚麼信心的時候，王方谷已經慧眼獨具，打包票其在魔岩發行的首張專輯《流浪到淡水》可以大賣數十萬張，公司大可放膽印刷生產，不會有滯銷的問題。後來唱片銷售果然一路長紅，這個故事背後並不是在吹噓他的運氣，而是他長期與店頭第一線銷售人員的互動，以及對消費者選購唱片口味的觀察，讓他比坐在辦公室的經營管理者以及坐在錄音室的創作者們更加理解市場的品味與走向，也讓他每次都能做出精準的預測。
本次計畫的製作人蕭玲玲，在四十多年的工作資歷裡，可以說見證了整個唱片產業各個面向。蕭玲玲最早期從新潮錄音室的助理做起，一路做到經理，見證了臺灣早期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流行音樂專輯的錄製誕生過程。其後加入飛碟唱片，成為吳楚楚董事長的特別助理，見證了飛碟王朝的全盛期，以及 1990 年代中期成為華納唱片的轉型期。
而在 90 年代，飛碟集團逐漸向下游通路的連鎖唱片行進行垂直整合的過程中，蕭玲玲則被委以重任，前後擔任過「玫瑰唱片」與「淘兒唱片」等知名大型連鎖唱片行的總經理，因此也能從通路經營的角度，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見證臺灣流行音樂的產業發展歷程。
2020 年之後蕭玲玲一方面協助吳楚楚董事長管理飛碟集團，一方面也加入典選音樂，在唱片市場式微之後涉足音樂展演，提供年輕的音樂創作人一個發展的舞台。一人身兼多重角色的蕭玲玲，也可以說是催生整個紀錄片推廣計畫中，扮演運籌帷幄的角色、最能穩定軍心的製作人。
然而講到推廣紀錄片，臺灣的華語流行音樂王朝盛世當中，有那麼多精彩的故事，當團隊只有兩集的紀錄片篇幅可以拿來說故事的時候，究竟要選擇那些故事來講會最精采呢？
侯季然導演與典選團隊，在經過多次熱烈討論後，逐漸聚焦在兩個極具發展潛力的主題，分別是「新台語歌繼續向前走」與「百萬銷售水很深」。
土地上開出的自然的花朵：新台語歌創作風潮
講到台語歌，目前臺灣的獨立樂團中，以母語寫歌，已經變成一種理所當然、彷彿呼吸一樣自然的事。我們可以看到年輕一代的音樂人包括鄭宜農、曹雅雯、壞特、珂拉琪等都以台語來創作；獨立樂團中則從過去的濁水溪公社、董事長，到近年的滅火器、茄子蛋，再到更年輕的拍謝少年、美秀集團等，用母語的台語來寫年輕一代的心聲，看來如此自然，卻是解嚴以後臺灣經歷了長期的語言解放及賦權運動之後難能可貴的成果。
在戒嚴時期，除了中央政府訂為國語的北京話以外，臺灣在終戰前已經廣泛流傳的本土語言，從台語、客語到原住民語，都被打為方言，遭到嚴格的禁止與打壓。當時的電視台針對台語節目的播放時段及時數有嚴格限制，以台語發音的布袋戲、歌仔戲節目更因為大受歡迎而被當局以「影響人民正常作息」為由遭到禁播。
即使如此，在戒嚴時代，台語歌曲仍然因為承襲了本省人的情感、生活常軌與文化底蘊等等的深層理由，受到廣大的喜愛，在不同的時代都會有類似〈心事誰人知〉、〈愛拚才會贏〉、〈惜別的海岸〉、〈一支小雨傘〉、〈行船人的純情曲〉等等走紅一時的台語歌曲。
然而回到解嚴前後的時代情境，當時的台語歌壇雖然也有一定的市場，卻無法與國語歌壇相提並論。解嚴後台語即便不再被禁，然而外省的強勢文化仍然可以透過各種意有所指的比較、暗諷，藉由實質的文化操演去建構台語的地位低下。
在當時由外省族群強力把持的電視、廣播、電影、出版、唱片等等的文化事業中，講台語這件事情被不停地以刻板印象再現的形式，強調講台語是一種沒文化、沒知識、沒水準的行為。電視短劇中通常只有丑角或是流氓混混會操台語口音，甚至是外省演員故意講「臺灣國語」以博取笑料。在這樣的社會建構氛圍下，承受同儕壓力、渴望群體認同的年輕世代，自然會認為講台語、唱台語歌，是一件很不入流的事。
因此，在「新台語歌繼續向前走」的主題裡，紀錄片最初探問的問題，也就是「在解嚴初期，是誰開始告訴年輕人：『唱台語歌是一件很酷的事』？」
紀錄片將追尋著 1980 年代末期，當黑名單工作室的一票人，包括王明輝、陳主惠、司徒松、陳明章、林暐哲，與媒體人何穎怡、電影人陳懷恩等等一群人想要在解嚴後各種聲音萬頭鑽動的臺灣社會裡，試圖捕捉出臺灣在地的各種文化伏流與衝撞體制的各種活力，匯聚成了一張大雜燴一般的各種聲音創作實驗，成就了黑名單工作室的第一張專輯《抓狂歌》。
接著故事的鏡頭將會拉到 1990 年成立的生猛的新創唱片公司真言社，還有 1995 年成立的魔岩唱片，去看兩位靈魂人物倪重華與張培仁，如何培養了以母語創作為職志而出線的歌手：林強與伍佰；以及這些強調獨立精神的唱片公司如何以國語唱片的製作水準去製作一張給年輕人聽的台語流行專輯。
正是這些在 90 年代勇敢大膽創新的年輕人，為台語歌曲帶來了全新的聲響，一點一點地扭轉過去大眾對於台語歌曲、乃至於台語使用者、台語歌曲消費者的刻板印象；甚至到了 2006 年，在張培仁、張四十三等人的擘畫下，「台客搖滾嘉年華」成功地扭轉了在一般臺灣人的語境裡「台客」一詞的負面印象。
最終，這樣的努力厚植了豐沛的創作土壤，讓在母語環境不受打壓的新生代得以自然而然地以母語書寫心中的感受，化為珍貴的創作。正如美秀集團的修齊在片中受訪時所說的：
「狗柏（將這些新台語歌）……傳給我聽，我就覺得發現新大陸了，這個新大陸就是我一直踩在的土地上。」
見證大時代：百萬銷售專輯俱樂部
比起新台語歌的主題，其中有追尋土地與人民情感的連結與扭轉，「百萬銷售水很深」這個主題，則是一個百分之百更貼近唱片產業裡，從一首歌的音符第一次以靈感的形式出現在創作者的腦海中，一直到唱片以商品的形式被消費者買回家聆聽的一場複雜而漫長的旅程。
「百萬銷售」，顧名思義，這是一個以「銷售量達到一百萬張紀錄」的臺灣流行音樂唱片為主題的內容。而講到這個偉大的「百萬銷售俱樂部」，臺灣流行音樂產業有史以來達到這個紀錄，得以進入彷彿像是搖滾名人堂一般的殿堂之作，從古至今只有九張專輯。這九張專輯分別是（依照發行年代排序）：
陳淑樺《跟你說，聽你說》（又名《夢醒時分》，滾石唱片發行，1989年）、
江蕙《酒後的心聲》（點將唱片發行，1992年）、
張學友《吻別》（寶麗金唱片發行，1993年）、
張學友《真愛新歌+精選輯》（寶麗金唱片發行，1995年）、
張學友《忘記妳我做不到》（寶麗金唱片發行，1996年）、
張惠妹《姊妹》（豐華唱片發行，1996年）、
張惠妹《Bad Boy》（豐華唱片發行，1997年）、
《鐵達尼號電影原聲帶》（Sony唱片發行，1997年）、
任賢齊《傷心太平洋》（滾石唱片發行，1998年）
而講到百萬銷售專輯，可以說處處是學問。
從製作的觀點，甚麼樣的專輯才能好聽、雋永到超過一百萬人願意付出一張 CD 或一捲錄音帶的價格把它買回家？
從企畫的觀點，如何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企畫出一張會「大紅」的專輯？
從藝人 A&R 的觀點，怎麼樣在萬千人潮中找出一個有實力、能大賣的歌手，怎麼包裝、怎麼挑歌，才能賣到百萬？
從宣傳的觀點，要怎麼下媒體預算、發公關稿，讓消費者喜歡這張專輯到非買不可？
從業務的觀點，怎麼識別一張有潛力賣到一百萬張的專輯？怎麼樣說服盤商與店頭可以積極推銷大量買進？
從通路的觀點，如何評估一張唱片該進多少貨？才不會賣到缺貨來不及進也不會滯銷太多堆在庫存虧本？
我們光是先從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出發，百萬銷售到底要怎麼算？誰說了算？
畢竟賣唱片不像是選舉投票，一票一票要票票入匱算清楚。唱片的銷售從出廠到大盤、中盤、小盤、零售通路，還有退貨、補貨、庫存等等進進出出反反覆覆的數字；加上唱片公司為了宣傳，不免會在公關稿裡面誇大數字以增進買氣，這其中真真假假、數字增增減減；更不用說還有公關片算不算？試聽片算不算？企業團購算不算？被唱片行紅配綠賠售的算不算？到了最後，到底怎樣才能算出一張唱片銷售的真實數字？
這就是其中「水很深」的由來。
平心而論，從某種角度而言，賣唱片跟賣雞蛋、賣水果差不多。就是生產、配銷、定價、進貨、標價、上架陳列，只要你確保到消費者手上產品是完好的，一切都沒有問題。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唱片跟這些商品卻又完全不同。每一張唱片、每一個歌手都是不同的，都是獨一無二的。同樣打著美國回來的 ABC，為什麼這個歌手大賣那個歌手不紅？同樣是少女團體唱跳歌手，為什麼那個團老少咸宜大小通吃，這個團萬年不紅乏人問津？
是的，因為在歌曲消費的過程裡，就是有著一道道複雜的化學作用，有的歌讓失戀的人得以放聲大哭、有的歌得以讓生活完全失去希望的人得到些微的療癒；有的歌功能性十足，長年佔據 KTV 男女對唱排行榜榜首、有的歌就是讓人在開趴的時候拿來搖頭拿來 high 的。它們被不同的消費者以不同的理由購買，不知不覺中，有的專輯就這樣銷量扶搖直上，穩穩地越過了一百萬的大關。
最重要的是，一張百萬銷售專輯的煉成，除了唱片公司在每個環節力求完美之外，還要講求天時地利人和。有時候是時代、社會氛圍與當代背景促成了某張專輯成就了百萬銷售，一模一樣的作品可能換了時間地點，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你不妨可以隨便去問一個音樂人，怎樣可以做出一張百萬銷售專輯？信不信由你，通常他的回答會是：「我也好想知道，你如果問到了答案記得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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