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寧兒說自己有結算飛行次數的習慣，2018 年總計 67 趟；掐指一算，等於她一週飛超過一次，太多啦。人總在移動，冰箱是擺不了東西的，每隔幾天就要提著行李箱走，排不了生活的節奏。採訪這一天是 6 月，她才剛從北美工作回台，時差纏身醒不來，喝了兩杯咖啡，沒用。
休息太重要了。去年她發專輯，唱完年底的台北簡單生活節與香港專場，2019 年有半年時間在休息——回香港看中醫調身體，每三天把一次脈；4 月有個機會，就去歐洲旅行，直到 5 月金曲獎公布入圍名單那天，她還在假期的狀態裡毫無警覺，洗完澡看手機才知道，入圍了兩個大獎。
她說，若知道金曲獎會在那天公布入圍名單，自己肯定會仔細注意每個項目。畢竟《Nothing is Under Control》是她第一次掛名共同製作人的專輯，與夥伴甯子達一起入圍金曲最佳專輯製作人，比入圍最佳國語女歌手還意外。
甜點上了，時差退了，談到音樂，她說話的精神也跟著回來了。
天蠍製作團隊
事實上，岑寧兒並沒真的把自己當成製作人。掛名是為了學習，突破以往單純做歌手舒適圈。談到這次的合作夥伴，她一邊切開檸檬塔一邊笑說，這次的製作團隊從共同製作人甯子達（阿達）、配唱製作人 Brandy，恰好都是天蠍座。
共同製作人分工，岑寧兒寫歌，決定音樂的方向、藍圖；甯子達則以此為準則，提供方法、選項，和編曲溝通，將她的想法建築起來。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上半部的曲目，是題材輕鬆的小品，使用的配器不複雜，聽起來卻不顯單薄無味，可見其製作功力。甯子達功不可沒，岑寧兒說：「阿達（做這張專輯）有一個關鍵字是『organic』、『有機』；而我的是『少』，但是是『深刻』的。」
她以〈Maybe It’s for the Best〉為例，最初編曲版本非常爵士，她覺得太華麗，最後遂收整成純吉他伴奏的版本。在錄音室裡，她史無前例地拿掉耳機，就近聽著保卜的吉他唱，錄 vocal 的麥克風還會收到弦的聲音。
談及 Brandy 的貢獻，岑寧兒直呼太棒了，「我覺得她應該一起提名製作人！」由 Brandy 做配唱，幸福的是可以把「好壞判斷」交出去，加上彼此都是唱歌的人，所以有很明確的溝通語彙。
她特別指出，香港鮮少有專門做配唱的製作人，而樂手型的製作人往往會用樂器語言來溝通演唱，但那其實不符合人體發聲的原理：「Brandy 的方式是感性的，她很多經驗，配唱過不同的人，所以她知道跟我講，可能不是技術型的。」
當然，Brandy 更可貴之處在於，不會覺得聲音美、漂亮就 OK，總會積極突破 Yoyo 的「原廠設定」，刺激她嘗試更多聲音的可能。
阿達＆Brandy
七、八年前，因為蔡健雅的演唱會工作，甯子達、Brandy 與岑寧兒結識。
身為業內炙手可熱的貝斯手，甯子達在此之前從未做過一整張流行音樂演唱類的專輯。他說，那次演唱會工作後聽到岑寧兒的個人作品，就曾想過有天替她製作會是什麼樣子，如今能合作可謂水到渠成。
甯子達表示，這次的製作人經驗讓他與 Brandy 學到很多，譬如怎麼和藝人溝通，看著對方在作品裡抽芽茁壯。
在他們眼中，岑寧兒有一股「仙氣」。Brandy 妙語，她就像是一位仙女走到人間，覺得人間太好玩，乾脆不回去了；幽默的甯子達則說：「不只是仙氣，就很 MUJI，很微風超市，很有機！」要如何讓她放鬆？兩人笑說，最簡單的方式是訂吃的，甜點是重點之一！
甯子達分享，Yoyo 對於許多音樂會表達欣賞，提供給他們參考，而他們的工作就是在這些編曲參照中，做出屬於 Yoyo 的模樣。
具有多年配唱經驗的 Brandy 認為，唱歌跟樂器是不一樣的專業，「你的音準、技巧都在你的身體裡面，其實你沒有在一個身心合一的狀態下，你很難唱出一個經典的作品。」她知道 Yoyo 唱的已經夠好了，自己的工作便是開發更多可能性，譬如她的演唱往往會很美聲，但 Brandy 會覺得有一點瑕疵、很貼近生活也很好。
Brandy 說，當歌者意識到錄音室有燒錢的壓力，唱歌往往不容易放鬆：「因為她自己掛 co-produce，所以她會有很多想要參與決策，想要把品質控制好的念頭在那邊。可是你一但有這念頭，就沒有辦法很專心地去當一個純的詮釋者。其實我的角色也只是提醒她，你專心唱。」
阿達側面觀察：「她們兩個在溝通的時候我都聽不懂，你那個什麼賁門怎樣怎樣（Brandy 糾正：賁門是胃！是聲門啦，聲門！），我忘了哈哈哈哈。」他驚訝於配唱的魔法，那些細微的聲帶肌肉，只要稍微調整，唱出來後就真的不一樣了；自己做混音時，每次收到的 vocal 音軌都非常到位。
追求「好」的錄音
岑寧兒與樂人好友們有個群組，會彼此約定一個月要創作一首歌，若當月沒交作業，就要接受處罰，臉書被其他人借用一天。她說，透過這樣自律、他律的過程，反而讓她覺得寫歌是可以很輕鬆的。
「在這個練習之前，我把寫歌想得很嚴重。」因為是朋友間的約定，交出來的歌未必得是撼動天地的大作。抱著遊戲的心情，「炒蛋」、「咖啡冒泡」等畫面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她提及過去看了一本談創作的書寫到，當你要創作時，你必須「當它是最重要，也最不重要的事」。呼應著專輯名稱似的，驚喜若總在有意無意之間，「失控」或許並非壞事。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錄音過程也讓她學會，自己應該追求「好」的而不是「美」的錄音：「就算是自己的專輯，以前都不知道可以這樣子。」
譬如〈Scramble Eggs〉是她在半夜隨意唱出來、玩心很重的歌。然而，在進到每一分鐘都是錢的錄音室裡，她便不知道怎麼玩了。Brandy 提供的解方是在每次錄其他歌曲的最後，用不同方法試唱這首歌，不說不知道，最後的成品是她躺著唱出來的。
放鬆是必要的，把情緒逼到絕境也是必要的。專輯收場曲〈信望愛〉錄音時，岑寧兒的情緒深陷歌中世界，Brandy 就放她去哭，哭完休息一個小時後吃個東西，慢慢唱，one take 結束。
Brandy 說，歌手能放下所有東西去表達音樂的時刻，是最最珍貴的：「她可能心裡想要顧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一直提醒自己我不能崩潰，我不行崩潰。可如果她真的崩潰了，以她的自律程度我不擔心她收不回來。」
三種語言之間
岑寧兒的歌曲語言包含國語、粵語與英文，對照她行跡香港、北京、台灣、加拿大的人生，是那麼理所當然。她說，自己想事情的時候就是三種語言混雜著，都用上才能表達完整。
Brandy 盛讚，Yoyo 是他聽過，唱廣東話唱得最好聽、氣質最好的人：「廣東話的咬字常常嘴型需要動很大，咬字的勾勾要打得很深，有時候聽起來會有點粗魯，可是她唱的超有氣質。」
岑寧兒自剖，寫粵語詞往往得找別人幫忙，尚無法獨力完成；英文卻相反，詞寫好後便能直接唱出來，非常流暢，但也難翻譯成別的語言。最特別的是國語歌詞，每每是曲子先行再填進去，卻也容易影響原曲的律動。
她舉〈Boarding Soon〉為例，現場示範 demo 的哼唱與填詞後的差異，「嘟噠噠滴拉，噠拉滴拉」變成「離別的步伐，有些緊張」，那些慵懶、輕快的律動，加上國語歌詞後像是被吃掉一樣。
Brandy 指出，中文的唇齒音往往會讓旋律的輕盈打對折，想讓每一句都變得跟日常對話一樣輕鬆，只能花時間磨。不著痕跡的背後都是苦功，他們原以為最輕鬆的〈Boarding Soon〉，放在第一首開錄竟然就錄了三天。
回到台北
〈Boarding Soon〉裡的「起飛再降落，沒有盡頭」，是岑寧兒最早給作詞人廖文強的兩句話。已住在台灣九年的她，有段時間覺得四處飛行是迷失的，總要尋找旅居的理由，找家的方向。
如今的她卻有了新的體悟：「後來我沒有那麼執著家在那裡是因為，我覺得就算在同一個地方，它也會變，其實什麼都在變。我不動的話，東西都在動，所以我動或不動都沒差。」
如何與不受控的世界共舞，她的態度顯得挺佛系，過去曾有兩年為了拚 183 天領台灣居留證，現在也不特別去計算了；以前可能為了看朋友的電影、約生日吃飯就飛一趟，今年也考慮調整：「可能以前我比較執著在地方，但我現在發現其實都是時間。我怎麼花今年的時間在哪裡，我大概知道了就有個底。」
2019 年，她期望有比較多的時間能分配給台灣；在這個她發展音樂創作人生命的起站，9 月已排定一場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的大型演出，只願與很久沒能參與她專場的人們相聚。
當然，她日後的計劃是繼續寫歌，且已有想法，下一張專輯或許會有概念性的故事，可能從整本書出發寫歌，或每個角色都有歌。像短篇小說嗎？「我覺得小說太難了，我想要寫兒童繪本，字比較少，哈哈。」
攝影／Yuming；特別感謝，採訪地點提供／Ruins Coffee Ro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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