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xt Big Think 活屋十講」於 5 月 2 日進行了第二堂講座。由樂評人馬世芳與六人到齊、好久不見的昏鴉樂隊對談「音樂的語言變了 創作的風向也變了嗎」一題。因為「中國腔」的討論，此題難免要談到中國，恰好兩組人都有在中國演講或表演的經歷，遂從各自的中國經驗談起，並順著聊起中文歌詞的創作心得。馬世芳不僅暢談他對老王樂隊的歌、顯然樂隊的〈低賤的人〉的看法，昏鴉也預告下半年即將發行，第三張新專輯的變化。
談及在中國的經驗，兩組人都提到在中國所獲得的收入待遇，與台灣之間的落差。馬世芳說，雖然在對岸出書的版稅所得不多，但專欄稿費與電台主持收入卻是在台灣難以想見的高。昏鴉的主唱中立也說，2015 年他們到中國巡演，食宿交通全由當地的新興廠牌「赤瞳 」包辦，巡演經紀人還弄來一台巴士，載著他們開過十五座城市、7000 多公里路。
2015 年的中國巡演，昏鴉團員一路上吃的都很好。因為沒有簽合約還受到這樣的禮遇，一開始十分擔心受騙，結果到最後都很順利。為了講座，他們特別剪輯、播放從未曝光過的中國巡演短片，節選畫面多是幽默、輕鬆的日常，被主持人小樹開玩笑說看不出巡演 7000 多公里的艱辛。
中立記得，其中一站到了南昌表演，台下只有三個觀眾，其中兩個還是 PA 的朋友，不禁笑說：「真的是『萬中選一的青年』（編按：昏鴉樂隊的歌名）。」鼓手杜易修則提到，在昏鴉之前，他已於 2002 年與 2006 年分別隨滅火器、BB 彈到北京表演過。第一次去，他們和當地的龐克樂團發生肢體衝突；第二次去則整路喝醉沒醒過，甚至還把麻辣鍋潑到別的樂團身上。到了 2015 年這趟卻非常和平，不同於十三年前的草根狀態。馬世芳對此呼應，許多中國的老龐克，現在老了以後信佛的信佛、吃素的吃素，都不喝二鍋頭，瓶子裡改裝枸杞茶。
談到流行音樂的歌詞語言創作，馬世芳連結中場休息時，交付觀眾討論的題目「中文歌曲的風格變了嗎？」提到，佔中文流行歌最大宗的「情歌」在過去多走苦情路線，譬如剛開完小巨蛋演唱會的萬芳，就唱了非常多「慘情歌」。這些慘情歌和當時 KTV 文化的盛行有關，許多人需要到包廂裡唱歌宣洩情緒，然而近年來的中文情歌已經完全不這樣寫歌詞了。
昏鴉的中立接續「情歌」標題說明自己的創作脈絡。在第一張專輯裡，他是把「情歌當成寓言」在寫，樂迷熟悉的「奇愛參部曲」於焉誕生。到了第二張專輯時已經有小孩了，他便想透過整張專輯的大量書寫，去探討專輯名稱「一切不滅定律」這個科學哲學主題。今年 8 月預計發行的第三張專輯，則是去年四個月寫了 120 首詩的成果。
馬世芳分享他二十年的音樂獎評審經驗，在面對獨立音樂作品時可以清楚體會到，相對於技術的突飛猛進，歌詞寫作普遍差。他認為會有這樣的狀況是因為，器樂技術、音樂知識可以隨著網路資訊的傳播，零時差的散開來，然而中文歌詞沒辦法，過去，「大部分的人都不覺得要去在乎。」這樣的狀況直到 2011 年萬能青年旅店的專輯在台灣擴散開來，發生鮮明的改變。許多台灣獨立樂人聽到萬青後，對於他們的中文搖滾產生陌生化的刺激，開始想試試看不同的語感。宋冬野的民謠也是這樣，歌詞未必直白，但隨他那樣寫，那樣唱，似乎可以傳達出一種還不賴的氣氛，是聽眾有共鳴的。創作人當然也會覺得能學習。
有了嘗試新鮮語感的動機，才可能有下一階段在意「詞曲咬合」的功夫。昏鴉的中立亦有類似的體會，他自白，自己過去的填詞方式非常呆，demo 往往會先用英文唱（比較自然），再把音節拉出一個個空格，想辦法把中文字填進去。於是才會有昏鴉前兩張那樣，歌詞落落長，意象非常擠的狀況。在第一張專輯時，他的唱腔咬字甚至常常不標準，因為妻子很在意才慢慢改進。
昏鴉預告，今年的第三張專輯，將會是樂團在歌詞演唱上的大突破，不僅字句更加精鍊，發音調整正確，也因為加入和聲，樂團成員得熟悉歌詞。易修認為透過這樣的改變，新的音樂聽起來已不像以前那麼咄咄逼人了。
在前導宣傳期，就十分希望激起討論的馬世芳主動提起「中國腔」。他說，當初擔任政大金旋獎時就聽過老王樂隊，當下不清楚為何主唱要這樣咬字。最近他在台科大的課堂上統計修課同學心中「最能代表我們世代的一首歌」，發現只發行過一張 EP 的老王樂隊被最多人點名（編按：單曲上票數最高的是滅火器〈島嶼天光〉）。另外入選的還包括顯然樂隊的〈低賤的人〉、草東沒有派對的〈大風吹〉及〈爛泥〉等。
有聽眾在現場提問，認為自己聽〈低賤的人〉時覺得歌詞寫得太直接、尷尬，也想聽聽馬世芳的看法。馬世芳回答，憑自己只聽過〈低賤的人〉的印象，他認為主唱唱腔有特色但說不上有中國腔；單聽編曲，未必能聽出這首歌的歌詞如此厭世。特別的是，顯然樂隊用女性的視角寫階級的題目，敘述功利社會中，上一代總要女生嫁個好老公就能過得幸福。〈低賤的人〉的歌詞聽起來也許太浮誇，但藝術創作本來就經常把現實誇張化，濃妝豔抹地推出去。寫歌並不是寫論文，沒有必要完全符合現實。至少在他台科大的課堂上，多數同學對這首歌是相當有共鳴的。
輔大心理系的何東洪教授在講座最後提問，既然情歌一直是中文流行歌的大宗，為何我們要經常強調「厭世」題材的歌曲？強調「厭世」正在流行，呼應現實，卻鮮少探究流行音樂情歌的社會意義？
馬世芳回答，許多中文流行歌、情歌的產製是唱片公司透過詞、曲、編、唱、企宣等分工，合力生產的結果。目的是為了要聽眾注意到它，掏錢消費它。音樂從業人員不必要負擔議題推廣、反映社會的倫理責任，光是寫出一首好歌，並讓聽眾大量聆聽它就是一件超難的技藝，從來沒有人能真的預測哪首歌會大賣。但在這樣的行銷過程中，藝術仍然發生了，從而累積出許多經典歌曲。反過來說，也有些音樂人是有意識地將音樂與議題、社會狀態連動，只不過這樣的歌往往更難傳遞出去，會隨議題的退潮而冷卻。能夠突破這樣的桎梏，被廣傳、不隨時間同朽的歌曲，是非常難得的。
活屋十講次回預告：6/6【市場的機制變了 出路的可能也變了嗎】田育綾 x 阿飛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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