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奈新專輯《來了》聽歌會上，社運夥伴、樂評朋友都到場了。她唱完在日本福島核災時，所寫給女兒的〈沒關係〉後，娓娓道來專輯的誕生。
她透露，很多時候習慣用寫歌讓自己平靜一點，想不到有一天這些歌會問世：「我知道如果要把它做成作品，其實要面對很多問題，譬如說有沒有錢啊。」
專輯製作人蕭賀碩、A&R 李承宗，當時向巴奈提議要做一張「議題」的專輯，她聽完雖然很興奮，但真正打動她的是「台灣的流行音樂很久沒有這種聲音了」，就欣然接受了。
新專輯同名歌曲〈來了〉記錄他們為了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爭議，待在凱道那漫長的 2,644 天；〈戰犯〉描寫疫情嚴峻期間，站在邊境第一線機組人員，被焦慮的社會指責成防疫破口；〈32〉回到 32 年前，回應著天安門媽媽們的請託⋯⋯。
沒想到，江湖人稱「太后」的好友兼企劃陸君萍，聽聞他們要做一張有關議題專輯，心裡卻想：「好討厭，我最討厭議題的，不要找我。議題真的是很煩，妳要在議題上寫出朵什麼花來⋯⋯很難。」
歷經兩年製作，從最初的 demo 到走進錄音室，巴奈也從凱道回到台東。陸君萍在台上談起這段時說，自己的想法也在過程中逐漸鬆動，尤其在聽見專輯成品時，感受到團隊以近乎「溫柔」與「慈悲」的方式處理這些題目，讓所有的憤怒有了一種從容。
對於很多人而言，2025 年是挫敗的一年。陸君萍坦言，自己不斷在認輸，甚至不想關心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情。「可是這張專輯最大的意義在於，我們承認所有的失敗，但仍抱有一個很堅固的內在，去面對所有的未來。」更不忘自嘲，沉浸在挫敗感的自己，沒臉說這些事：「那大家應該跟我一樣，很感謝有像巴奈這樣一個媽媽，一直在前面，讓我們有那股信心與勇氣。在無論多灰暗的情況下，最後都還是能夠站起來。」
談到專輯名稱《來了》，英文名「Minsumin」來自布農族語，是一個需依前後語境才能夠成立的詞幹，帶有「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意涵。沒有主詞、不指向何時何地，恰好適合這張專輯的狀態，隨時等待被賦予意義，無論成敗。陸君萍說：「可能是好的，可能是不好的，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就是一個永遠準備行動的人。」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第三次採訪巴奈。
前兩次都是在二二八和平公園，那時她與伴侶那布及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在那紮營做抗爭，露宿街頭。幾年過去，從凱道熱騰騰的地板，到女巫店那張掛著女性內衣的椅子，回到久違的生活。
每次聊天，都覺得巴奈像一面鏡子，雙眼彷彿能透視一切。訪問正式開始前，我就先反省了一下，說：「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世俗的人，整天想睡好吃好，沒辦法像你那樣為大家⋯⋯。」「沒有，你不要這樣，因為我平常每天都過得很開心。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唱歌的人吧？1997 年寫〈不要不要討好〉，就覺得很多時候是沒有藉口的，那時就做了一些決定了，然後 2017 年上凱道⋯⋯其實這樣的人生，我一點都不會覺得很意外。」
56 歲的巴奈，父親是卑南族，母親是阿美族，原名 Panai Kusui，出生時的漢名是「柯美黛」。那是說話帶有「山地腔」會被歧視的年代，家中也沒有教會她族語，台語反而成為她的母語；拿手的曲目是〈泥娃娃〉，唱完父親會給她 5 塊錢買零食，足以開心很久。
小學六年級，家中的車行倒閉後，巴奈搬到花蓮玉里，住在租來的鐵皮屋。洗澡燒熱水，沒電點蠟燭。大人忙著賺吃，年少時就學會獨立，生活一切皆需自理。
她年輕時懷有歌星夢，彈著英年早逝哥哥的吉他，高中就在西餐廳唱歌養活自己，後來被李壽全挖掘，沒想到正要簽約時，滾石唱片半路殺進來搶人，「那時候才 20 歲，也不是很知道東南西北。滾石名氣大，李宗盛又跟我面談，李宗盛那麼有名就簽了啊。」
可惜當時的唱片公司，不知道如何「做」這樣的歌手。等了又等，一轉眼 6 年過去，遲遲沒有發片機會，卻發生一個小插曲。唱片合約要結束時，魔岩唱片創辦人張培仁問她：「妳對於原住民現在的處境有什麼感覺？」
巴奈才意識到完全沒有思考過這題目，即便這句話的每個字她都懂，但就是不懂他在問什麼，畢竟過去的生命經驗之中，從來沒有機會聽到這種質問。
她先是歌手，再開始去思考什麼是原住民，「雖然我沒有能力用自己的族語寫，寫現在所謂的原住民歌手做的音樂。第一個辨識就是你是不是族語嘛？可是因為我本來就不是用族語，一直以來也都是用中文思考，所以我寫的東西也都是用中文。但是我不會說『我不是原住民歌手』，因為我很多時候都還是在想原住民族處境的事情，即便我用中文把它講出來。」
那些先走了的人
那段找不到答案的日子，另一位啟蒙巴奈的人是劇場人卓明，教會她如何把問題問對，對了答案就會出現，例如：「妳開心嗎？」歌手發現破碎的內心，只有唱歌的時候會讓她開心，她說：「我在做歌手，我在教人家寫歌的時候，我就很有生命力。」
這樣的自我提問，也慢慢影響巴奈的創作方式，並在新專輯《來了》再次浮現。「姐，妳已經從帳篷回台東了，是不是每天都過得很開心啊？你是不是可以寫一首『快樂一點』的歌？」在製作人蕭賀碩的提議下，巴奈在寫專輯最後一首歌〈高掛的心願〉的時候，花了好幾個禮拜的時間思考，「快樂一點」的歌要怎麼寫？腦海中想起了卓明，以及高正治醫師與林淑雅教授，這些先「走了」的重要夥伴。
高正治醫師是「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重要推手，他在擔任國大代表任內，提出修正案讓「原住民」的稱呼被寫進憲法中，一生守護原住民族的權益。憶及老前輩，巴奈說：「他身體也很不好，可是會很關心我們這一群原住民倡議者，給我們很多溫暖，後來因為 COVID-19 走了。就是怎麼說⋯⋯因為他自己讀很多書，也在政治圈裡面工作過。他一定很明白，我們在這個權力結構裡面，距離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那個權力很遠很遠，我們就是被決定，但就是讓我們不要放棄。林淑雅老師，也是吧！」
巴奈最後想起來的，是長期關注人權、冤案及原住民族等公共事務的林淑雅教授，一路走來給予他們很多支持，也來過凱道給民眾上課。不料在 2023 年 5 月，台中工程吊臂掉落砸中捷運車廂，一場工安意外將她帶走，就此天人永隔，享年 52 歲。
「也是很突然就走了。」「對啊！很突然，甚至在凱道之前，曾經有一度原住民族憲法專章，我們都還一起做工作坊，林淑雅老師給我們很多陪伴。之前她在台權會工作，對於相關人權的事情有很多的投入，是一個很⋯⋯她的研究所論文在討論原住民族土地是怎麼樣失去的啊。」勝負明顯的抗爭，巴奈選擇堅持，但面對生離死別，只能坦然放下。
「在我們原住民族的習俗裡面，這種凶死是不可以帶回家的。因為祂是惡靈，不是善靈。林淑雅老師告別式的時候，剛好有見到圖博的朋友也去送她，我說：『那在圖博的信仰裡面，怎麼樣看待這樣離世的方式？』他說：『這就是他的命。』所以我在那一刻也在想說：『好，不要鑽牛角尖了，這是他的命。』」巴奈無奈著笑：「所以我們都不用努力啦！反正我們都有我們的命格，我們就一切隨人就好。」
從柯美黛變回自己
九〇年代中期，巴奈離開滾石唱片，投入由各族原住民年輕人組成的「原舞者」，學習原住民各族的樂舞，隨團到海外巡演，逐漸建立舞台自信。差不多時間點，她開始在女巫店定期演出，演唱自己的創作。第一次演出她印象很深刻，賣出 4 張門票仍賺到 3,000 塊。但在她極具渲染力的歌聲感召下，不久便出現大排長龍的人群，等著她邊說邊唱自己的故事，例如第一次到台北，從台北車站到旁邊漢中街的麥當勞，被計程車司機騙了 400 元。
一個人流浪到台北多年，她始終找不到重心，決定要生小孩來逃避裹足不前的狀態。
2000 年，已懷有身孕的巴奈，考量有了唱片收入，便能暫時不再四處駐唱。她打給角頭音樂的張四十三，坦言需要錢，願意合作一張專輯。在製作人鄭捷任的打造下，她在 31 歲推出首張專輯《泥娃娃》，第二首歌就是〈不要不要討好〉，直白地反覆提問，對討好他人與金錢價值的質疑，拒絕成為體制與消費機器，她不願再讓唱歌這件事情變得這麼委屈。
專輯獲得好評，銷量不錯。但在那流行音樂市場相對主流的年代，巴奈為了生活，大多時候還是在西餐廳唱歌。一天可能要唱 5 個班，從中午唱到半夜。她形容自己像件「有聲音的傢俱」，需適應這個場地需要什麼音樂。沒人認識你，也不需要有才華。
「那時候我在唱〈不要不要討好〉，我是丟出來的每個字都在吐人家的頭耶！你有沒有在想啊？」巴奈回想起那時，笑著說：「然後 20 年後，一樣的題目在我自己身上的時候，除非我不要再當歌手，要不然我怎麼可以就轉頭就走？沒有這樣的吧？最終就是我覺得當歌手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我就很愛唱啊！然後在麥克風前面的時候，我要可以很磊落，我要可以很舒服，那一定要從生活裡來啊！我總不能去演吧？演我的生活，演我的表演，不一樣的啊！」有了孩子後，從總是羨慕舞台上光鮮亮麗的人，變成做自己的歌手。
聊到一半，巴奈突然拿起手機，興奮地要我們聽女兒讀禧固跟朋友的影音創作〈it’s always raining in taipei〉，說：「給你看，一定要給你看，這是她的聲音。」「巴奈希望女兒也當歌手嗎？」「我覺得都可以啊，有時候會問她：『誒，妳要唱妳寫的歌嗎？』她拿流浪者計畫去紐西蘭，出發前，剛好女巫店的小女巫要去英國，所以我們就弄了一個演出，我們三個人。」
母女聯手的專輯開場曲〈是誰〉，直抒原住民追求自我認同的困境外，最後一句「有沒有人愛你，有沒有人保護你」是她回應女兒所寫的詞，「我也是在提醒她，如果在未來她要建立她人生的一些關係，特別是跟人的關係的時候。她要提醒這個問題很重要，就是在那個關係裡面，有沒有被保護？有沒有辦法保護別人？是很重要的，反正我就硬加上去啦！我也沒有問她可不可以或什麼的。」
不多的成功
八〇年代開始，原住民抗爭的歌聲從沒停歇，各種社會議題出現在音樂裡，成為一種回應現實的方式，巴奈也未曾缺席。她結束駐唱生活、回到台東之後，這 20 多年來持續在不同現場發聲，投入狼煙行動聯盟、反核運動、反美麗灣運動，以及「為南迴而唱」等行動。
2017 年 2 月，巴奈為了爭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少了近 100 萬公頃這件事，與夥伴喊出「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口號，並在距離總統府不到 1 公里的凱道格蘭大道上搭起「凱道部落」。長期紮營抗議，歷經疫情與颱風，直至 2024 年新政府上任後才宣布結束，她說：「小英卸任，就回家吧！」
那該如何看待在帳篷 7 年 3 個月的日子，是完全的失敗嗎？「就是因為跟原住民族群道歉的是前總統蔡英文。我自己之前其實不覺得，會有一個國家元首會跟原住民族道歉，可是就當選了啊！就是你都願意道歉了，然後這個不合邏輯的法案，又在妳任內、被妳的行政院原民會公布出來，就跟她要啊⋯⋯所以我覺得她後來就冷處理。」
除了有一次跟那布吵架外，巴奈從來沒有想過離開那裡。蔡英文總統任期後，他們看到那時候三位總統候選人，沒有任何公開的活動，是在處理原住民的困境，距離國家要返還那張土地所有權狀還非常遙遠，「那你說有沒有成功？至少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要開發利用、生態保育學術研究的時候，我們的族人現在知道知情同意權，至少有這個價值，這個不是 100 跟 0 的問題，總是有一些影響吧？」
拔營後的新作《來了》，相較於情歌為主的《愛，不到》，或是由柯智豪所寫的《夜婆》，算是最貼近巴奈現狀的專輯。收錄她穿梭各種抗議間的反思之作，製作人蕭賀碩形容是「用音樂寫下社會的紀錄片」。同名歌曲〈來了〉是蕭賀碩與陸君萍寫給吧奈的創作禮物，紀錄這 7 年來的凱道生活，他們想強調轉型正義的信念，不會因為離開停止。
「那我想要問最基本的，為什麼專輯會取名為《來了》？」「因為這首歌叫〈來了〉。」「為什麼這首歌叫〈來了〉了？」巴奈說，來了就是到凱道抗議，「我們來了，我們來抗議了的意思是這樣。然後，這些歌單開下來，有一天要討論專輯名稱，我就說這個啊！就是我們來抵抗嘛！我覺得抵抗這件事，存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面，你要不要為你自己做出抵抗？可能是在學校啊，抵抗老師、抵抗被同學欺負，抵抗爸爸媽媽大欺小⋯⋯各種抵抗啊。你有沒有機會想這件事？對我來說，《來了》是這個意義。剛好陸君寫完歌詞，她自己命名歌名就叫〈來了〉。」
即使寫過許多歌，巴奈坦言，沒有能力寫他們在帳篷的日子，「我寫歌的習慣是寫一個畫面，但是 2,644 天在帳篷有太多畫面，可能要寫 100 首吧？」但有人寫了，她就覺得：「嗯，好成立。」
我們回來了
巴奈的人生，流浪不停，也映照著原住民族數百年來的命運。從這座島上的唯一主人到被迫放棄自身文化，四處遷徙。
新專輯聽歌會上，播放〈Uninang，平安〉前，她又說了另一則故事。這 20 多年，那布與霍松安家族的族人，每個冬季都會往返內本鹿，隊伍背著超過 40 公斤的行囊，走在崎嶇山路十多天，回到自身文化與精神的深處，「可是我比較年輕的時候，我在那布身上看到一個不了解的部分是『你為什麼每年都要走』？然後他有一次跟我說：『如果沒有繼續走，山下的 Bunun（布農族）會不知道自己從哪來。』」
大約 10 年前，那布上山的第一晚，巴奈就夢到一副棺材，裡頭躺著那布的媽媽。環顧四周，家裡只有她獨自辦喪事，她衝去找其他人，門一打開卻被紅磚封死，沒有出路。她驚醒，很擔心是不是發生不好的事情，於是就拿起吉他寫下〈Uninang，平安〉讓自己心安。
洗澡怎麼洗？吃飯怎麼吃？如何在凱道上的帳篷度過那麼多天？如果是熟人問，巴奈會回，去一趟內本鹿什麼都會了。為了支持伴侶，她也走了幾趟，漸漸明白：「所謂的原住民族群文化，你離開了那塊土地，你的文化是不會長在柏油路上與水泥屋裡。你的文化就是長在原來的土地上，山上的就會是山的樣子、海的就是海的樣子、平原的就是平原的樣子。如果沒有土地，消失是再合理不過的事。」
訪問完再過幾天，巴奈、那布將帶著女兒回到山上的家，所以「來了」又得走了。她笑著說：「山下有山下的生活，山上有山上的生活，然後要保有進出的能力，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就是要有能力活下來，哈哈哈。」
「在山上，很重要的就是時間、空間。譬如說，現在是天亮的時間，你盡可能的把要做的事情做好，讓你連續五天，下雨不能出去拿柴的時候，可以活下來。因為天黑後會有很多的不便利，不便利到威脅生命安全。」
巴奈強調，山上做事要很「頂真」，不能太鬆散，「聽到的聲音是什麼？風改了方向是什麼意思？我自己會覺得上次那趟，有一種安定的感覺，又更清楚山上跟山下的差別，山上沒有網路，不需要跟人來往。把自己拉遠，去看山下，讓自己的柔軟度更好，我覺得是很好的練習。」
接下來還有什麼想做的嗎？當歌手就是要繼續唱歌，她想寫關於都市原住民青年的題材。原本去年下山就要寫，開始巡迴就忙得要死，沒有心思去想這些事就先擱著。
「我自己當然就是一個都市原住民的人生嘛，他們現在又面臨更多題目。例如說，現在每個人就是一個自媒體，可以一直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會擔心他們自己承受不承受得住。大家在外面都很好，手機關掉，回家一個人，搞不好連三餐都吃不飽，沒人知道，很難說啊！」跟你們那時候不一樣是嗎？「我們的年代是，你不要讓人家知道你是原住民，就算你出唱片，你也都不要講你是原住民。」她形容自己是天生麗質，即便人生有很多爛的事，活得還是很好，依舊熱愛生命，渴望幸福。
生命終有時，有人走在前面，後面就會有人跟上。太明白走過的那些心酸，巴奈看著這群像她一樣的都市原住民，擔心他們能不能好好生活，她說：「這些孩子我都認識，他們在面對公共事務的衝撞很有能力，但那不代表在面對自己生活時，也同樣安穩。題目沒問好，人生就會走到不一樣的樣子。」
聊到尾聲時，巴奈提到在東京認識的新朋友變裝皇后「跩姬寶貝」、饒舌歌手楊舒雅，臉上不掩興奮神情。
「他們都很酷很可愛，因為跩姬寶貝是原住民，我就對他會有更多的觀察，就覺得他用劇場的形式，找到一個自己可以舒服講話的方式，但還是很辛苦；楊舒雅也是啊！之前被罵得一塌糊塗，她想要做作品，可是又有潔癖覺得不該去寫補助，我說：『為什麼不應該？妳就應該去。』」她喜孜孜地說著：「一樣啦！我覺得對於做創作的年輕人，我對他們有更多、更多無法逃避的關愛。真的，可是很興奮啊！我真的覺得很興奮。」
攝影／@re_evan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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