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擬音》主角胡定一師傅一面:「做這工作就是要破壞。」

因為紀錄片《擬音》,在幕後工作四十年的胡定一師傅,突然成了幕前明星,為配合電影宣傳,得接受各方採訪。私下訪問拍照時,胡師傅有著和發片記者會上同樣一張笑僵的表情,眼神焦距飄移。這位台灣電影產業的資深工作者,頭髮花白,突然跳到螢光幕前成了鄰家素人,還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鏡頭。

胡師傅踏入電影這一行時,大概從沒想過他需要學習面對鏡頭以及記者訪問。他做電影音效,最初求的只是一份掙錢活口的工作。拍電影是不是穩定的職業,他不清楚,但待在中影公司肯定是;報考入行,因為近視眼鏡會起霧,沒辦法去攝影組,於是做了錄音、音效,一做就過了四十年。

擬音

「擬音」這般的電影音效製作,是難學也難教的專業,沒有教科書可循,得憑藉長年的工作經驗、生命歷練與直覺,去找到對的素材模擬畫面上的各種聲音,並讓觀眾視音效的現身為理所當然。和攝影機運動、配樂編寫等環節大不同,擬音沒有藝術創作的奇異與浪漫可轉述,發一個聲就像搬一塊磚,是徹底的體力活兒。

紀錄片開頭,胡師傅在工作室裡緊緊盯著無聲的電影畫面,試穿各種鞋子,一步一腳模擬影中演員的走路聲,加上工作環境雜物滿堆,清楚說明了「擬音」苦打實幹的本質。而發聲需求用的雜物往往不會是新品,那些師傅從路邊撿來、家裏搬來,或福和橋、重新橋底下跳蚤市場買來的二手零件,反覆撞擊後又只會更加耗損。

我問胡師傅遇過哪些難做的聲音(這問題他被問過好幾次,知道要準備好不同的故事給不同的媒體),他提電影《茱麗葉》最後一段腳踏車摔車,需要車子解體的聲音,於是他拆了一台真的腳踏車:「做這工作就是要破壞,因為你要求真嘛,真實的聲音要表現出來不可能說輕輕碰一下。」

除了雷聲或槍炮聲,需求能量太大的聲音做不出來外,只要是人的動作他都可以做。四十年的投入,讓他的身體成為情緒的發聲器,伸出一團拳頭,五根指頭又抓又揉,便可弄出角色憤怒時喀拉喀拉的關節聲。可這身體也不敵歲月,胡師傅揉拳示範後感慨地說:「以前我整個(手)都可以,現在只有一個指頭可以嘎嘎嘎了。」

擬音

2014 年,《擬音》導演王婉柔跟拍當時還未被中影公司正式資遣的胡師傅。胡師傅是 2005、06 年中影工會,帶頭向國民黨抗議的一員,談他的職業生涯肯定不能避掉中影案,可在搜索經營權爭議的資料,又覺得以這支紀錄片篇幅,不可能處理清楚,「可為什麼要提到,因為這對師傅的職業生涯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斷裂。其實我覺得對整個台灣電影也是一個蠻切斷的……,也是剛好國片開始走下坡,他(國民黨)才會考慮變賣掉嘛。」

回顧十多年前的職涯地震,胡師傅認為中影結束是必然的宿命,只是來得太突然了,「對同事來講,太突然,你說(民國)94 年底,95 年二二八就要關掉,同事根本都來不及反應嘛。」《擬音》上映前,中影案又再次浮上新聞檯面,但事件的存在似乎早已與電影工作者們無關,它的利益作用,已逐年突變成政客鬥爭的工具。

媒體持續追蹤公眾人物唾罵的口水,胡師傅依然困惑為何清黨產不能夠延後兩、三年:「像文化城那邊的弟弟妹妹啊,很多都把這裡當成他終生的職業,這樣他可以一輩子在這邊一直到他退休。突然說一結束,每個人都傻在那邊,好像有點…..,人好像變得痴呆痴呆一樣,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每天反而這樣念。」

中影當年的抗爭畫面在片中浮光一掠,剪接一跳,是胡師傅出聲唸起 2009 年的日記,感慨中影文化城日漸頹圮,感慨又有人來提起中影回憶。對照導演參訪北京片廠時,拍到的那三、四棟電影聲音製作部門大樓,反映的豈止是資本規模的差距,還有本地電影工作者流離失所的淒涼。

關於繼續傳承擬音技藝,胡師傅說,現在有人來拜師也很難教,他目前接案並不穩定,沒辦法給多餘的薪水,接了案也都潛心於工作,旁人光看是學不到的。我一追問才知道,原來,電影裡感覺甚有天賦的女徒弟,也已經離開這圈子了。

左:胡定一師傅;右:王婉柔導演
左:胡定一師傅;右:王婉柔導演

作者

阿哼

阿哼

於是我假裝自己哼情歌,假裝我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