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2・議題

當一種Live House文化已成往事——與何東洪談地下社會

Legacy 舉辦活屋十講即將在 12 月 12 日舉辦最後一場講座,在講座最後邀請地下社會的 DJ 們放歌,舉辦一晚地社限定開放之夜。為此我們訪問了召集 DJ 們的何東洪,談談當年地社的狀態,與當今的 live house 文化進行對照。

2005 年,包括女巫店、地下社會、The Wall 在內,台北多間 live house 曾被政府勒令禁止營業,開啟了 live house 合法化運動。直至 2010 年,經濟部商業司增設「音樂展演空間業」登記項目,卻因消防、建築等相關法規未跟進,被認為形同虛設,時任文建會只得改以頒獎狀(「重要藝文展演空間」證書)的方式,充當 live house 暫時的擋箭牌。

可在 2011 年台中阿拉夜店大火之後,官方又再次以嚴格的標準稽查 live house,地下社會與女巫店相繼受到影響。抗爭再起,卻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上回勉強熬過去。地下社會在 2012 年,面對罰單及師大三里里民自救會的處處針對,終不得不在 2013 年宣告歇業。

如今的 live house 仍處在法律的灰色地帶,僅管台北市長柯文哲曾在 2015 年上任時說要在三個月內解決,可連選連任後仍無進展。望著新生樂團蒸蒸日上,獨立反攻主流已非口號,場景有榮光,眾人束手無策的老問題被擱置在角落,仍有人不願輕易遺忘。

當年作為地社抗爭的發言人,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何東洪至今仍在憤怒。他說,地社並不是被勒令停業的,收到兩張各 6 萬元的罰單後,他們還花了 14 萬做消防鐵門,願改善逃生出口,符合法規。然而師大三里里民自救會卻要脅地社房東,如果繼續租借場地給地社,他們就要檢舉房東的其他租處。

論法論理的公共戰場他們尚可攻防,然而面對人情網絡的側擊卻難抵擋,尤其地下社會又十分重視社群空間與人的連結。到最後,為了不讓十幾年來對地社十分友善的房東難為,他們決定關門。

何東洪
何東洪

地社文化過去式

事實上,地社的結束不只有受害意義,也隱隱映照了樂團文化的變遷。從 2012 年暑假開始抗爭,至 2013 年歇業,何東洪說,當時撐過去也不知道地社還能否繼續經營:「2011 那幾年開始,生意就不好啦。越來越少人喝酒啦。有一段時間,樂團表演完就走啦。」

何東洪列舉,地下社會的黃金時期約在 2000 年初,幾乎每個週末都客滿,樂團表演完還會留下來與人交際。可隨著官辦的免費聖誕節演出、免費跨年晚會、酒駕法規漸趨嚴謹,以及 live house 如 The Wall(2003 年)與華山 Legacy(2009 年)的開幕,去過「好場地」的觀眾、音樂人對硬體、聲音更懂得要求⋯⋯等多重因素,地社那樣不修邊幅、有稜有角的樂團文化,已逐漸成為過去式。

台灣的樂團與 live hosue 的關係,在地社尚未關門前就開始變化了:「這樣講好了,越來越像『表演』。以前不是,以前去那邊(地下社會)不只是表演,是去那邊玩耍啊、見朋友。」何東洪觀察,這幾年來,獨立樂團與演出場地、觀眾已形同疏離,複製貼上娛樂工業裡,明星歌手與粉絲觀眾的關係。過去 live house 具有的日常性(平日週一至週五都想去,是生活的一部分)變成了週末性,觀眾與音樂現場的交集只在假日完成。

地下社會
地下社會入口

不知道算不算巧合,約訪地點的 THT 唱片行的老闆阿思也曾經是地下社會的員工,當年在「台北要玩音樂的,你今天要認識人,在地社最容易。暫時性的工作就可以(認識到人),所以很多樂手都在地下社會工作過。」

從社運家、政治工作者到劇團、記者、大學生,地社歡迎所有人也一視同仁,何東洪回憶,地社關門時,張懸(安溥)買了玫瑰花要送大家,結果「沒有人要拿啊。就放在門口。我們也沒有要對她怎麼樣,反正地社就是這樣子,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

難再複製的時代

如果真的懷念,為何不自己再開一間地社?何東洪說,無法重開的原因是,當時的地社是一點一滴建立的,包括人的集結,包括器材:「最早期,地社的第一台 console,是一個後來幫阿妹作詞的叫阿怪,他捐的。」

現在重開意味著所有硬體要一步到位,那沒有先存個四、五百萬不可能。可藏在資金憂慮背後,更深的體悟是時代不一樣了:「說真的,現在要叫我重新開(地社)一定死。第一個是你不可能複製像以前的東西,第二個現在年輕人也不會玩以前的遊戲了。」

過去他曾以為,地下社會是 live house 金字塔中的底部,結束之後卻認清到,地社其實是「另外一個世界」——一個表演者可以純粹為了表演上台,不會因為售票不佳就自怨自艾的世界。一個不必汲汲營營於事業成長,維持一定規模便能安生的世界。

「它(地社)是一個自我循環的(生態系)。」何東洪說,地社沒虧過錢,也沒賺過錢,盈餘都轉去做器材汰換保養了。投錢的「股東」如他,從沒想過要分得什麼利潤,付出只為撐住這個空間的認同。要說什麼好處,頂多是一個月可以免費喝 20 瓶酒。

「它(地社)其實可以證明一件事——獨立場景是可以獨立生存的。如果外在的環境沒有干擾的話,它其實可以形成另外一個世界,小圈圈,不干擾別人。」然而這樣的生態系既堅強也脆弱,一兩張額外的罰單與開銷便會打亂經脈,更何況是外部人物鄰近的敵意:「它(地社)是社群,不是社區,所以跟社區發生關係的時候,人家就把你當外來的。因為你的集結是人。」

下一波改變?

今年 12 月,由文化部出資、台北市政府興建營運的「臺北流行音樂中心」(以下簡稱:北流)舉行了主視覺暨前導影片的記者會,為 2019 年開幕營運預熱。記者會上,市府官方表達對北流的期待是,容納量 6,000 人的表演廳,能夠填補台北國際會議中心(3,000 人)與台北小巨蛋(12,000 人)間,觀眾數的落差缺口,讓音樂人多一個跳板成長。

畢竟在孵化器的邏輯下,文化量化成觀眾數字的翻倍成長,好看、簡單、易懂。大家爭著茁壯,誰還管回望這十來年,live hosue 的法規門檻沒有調整,官方卻又親建大型表演場館之間的矛盾。地下社會抗爭期間,也曾有人以五月天、蘇打綠曾在地社演出作為辯護理由,將地社標為「天團孵化器」。畢竟在溝通策略上,將「另一個世界」功利化比較容易說服這一個功利化的世界,產業邏輯最能符合官民一心「拼經濟」的執念。

何東洪回憶,他與音樂人朱約信、林強曾在北流的諮詢會議上對官方表達疑慮:「林強就說:你們要花這麼多錢蓋這些東西幹嘛?你只要給我一個一百萬,我就可以把一個街道做成非常有意思的音樂,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然後朱約信說:你找我來幹嘛?我永遠不會用到流行音樂中心。」對於北流表演廳將開幕,他認命地說:「再過幾年,我認為彼時 live house 的文化就已經全沒了。」

音樂人的表演生活吸入升遷的規則中,live house 變作單純的表演舞台,似乎是獨立音樂接起產業鏈後的趨勢之一了。表演者與 live house 的關係,或只具事業版圖的指標意義(你可以唱多少人的場地),一如音樂節大小字級對應大小牌的 line up。當然,這並不會妨礙我們擁有豐富的中小型 live house 場景,我們仍可以在台北看見各具特色與強企劃力的 live house、熱愛音樂的經營者。然而,我們確實已漸少聽見一組樂團,被稱作是「地社團」、「女巫團」或「某某 live house 的團」了。關於觀眾、演出者與場地三方的疏離感,我們不妨可以再追問,現在有哪間 live house 若面臨關門的危機,我們會有地社抗爭者們般的義憤?義憤如自己的家即將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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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Big Think 活屋十講年終場+地下社會一夜限定終場派對

【文化的意義變了 戰略的思維也變了嗎】
主講陣容:李明璁 X 動眼神經
主持人:小樹
19:30 開講

【地下社會一夜限定】派對
地下社會 DJ 陣容:
20:50 何東洪/opening
21:00 小搖
21:30 小雷
22:00 阿舌
22:30 志堅

日期:2018-12-13
場地:永豐 Legacy Taipei 音樂展演空間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一段一號‧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 中五館
入場:19:00
開始:19:30
票價:學生套票/ 3000元;一般套票/ 4000元; 單堂票價/ 預售500元,現場600元(購票
注意事項:※預售一經完售即不開放現場票 ※身障票種:$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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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阿哼